，渗入了某些当前“左”的观点，我相信，这绝对不是原作者们的手笔。

    六、整理情报机构。中共中央规定，邓小平也指示，中国驻外机构不搞情报工作，但香港新华分社不在这范围内。

    中共在香港的情报组织，以往颇有基础，港英政府内部，有较高层的关系。例如目前广东省某位省级官员，就层在港英政府任高级警司，因暴露身分撤回大陆。

    大陆在港澳的情报工作，也渗入台湾在港澳的特工人员内。在“反英抗暴”以前，大陆公安部门靠港澳情报，对台湾派遣到大陆的特工活动，了若指掌。

    一九五五年四月，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及中外记者在香港称作印航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去印尼参加万隆会议，台湾方面认为周恩来在飞机上，趁飞机在港停留时放置定时zhà弹，台湾这项行动事先已为中国获悉，通知英国注意预防，英方不信，结果出事。

    飞机bàozhà后，大陆又加强对台情报工作，记不清哪一年的国庆，台湾拟趁yóu xing活动，máo zé dōng登天安门城楼观礼的机会，谋杀中共领导人。大陆据香港情报侦知情况，在台湾特工人员从香港携带武器过罗湖桥之后，即予逮捕。那几年，台湾特工进入大陆，多随即被捕，港澳反特情报工作，做得很有成绩。然而“反英抗暴”时，对台的情报工作也遭严重破坏，重建也没有达到原来水平。

    在所谓“反英抗暴”斗争中，港英政府大肆逮捕了三千多人入狱，香港地下党员及情报组织成员为港英侦破极多。在港英政府内部、社会各方面的情报组织濒于瓦解。

    大陆派到香港管理情报工作的人员，大都安排在新华社内的保安部。成员来自公安部与国家安全部。公安部的任务主要负责新华分社（港澳工委）、中资机构的保安工作，也管理少数情报工作人员。国家安全部派出人员，主管社会情报工作。

    军事部门也有派出管理情报的人员，军委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派出人员寄职在新华分社或中资部门。如总参派来某人，以新华分社文化体育部副部长面目出现，管理该部在港的情报人员。八十年代后期他年届退休调回。又被派来香港，自组公司掩护其工作。

    社会上的情报人员，他们渗透在社会各方面，多数是香港本地人，大陆也派出一部分。发展情报人员的惯用手法，是“派出去，打进来”。

    有一个曾任香港政府行政局议员的某人，通过关系请我到他家里吃饭，要和我jiāo朋友。我去了，坐下来才闲聊了几句，他突然申明：“我不会给你们做情报。”我感觉奇怪，这人怎么会这样说话？既不礼貌，也不自重。我正经地回答：“我们是jiāo朋友，朋友就是朋友，绝不会有对不起朋友的要求。”但更奇怪的是，随后的谈话中，他又讲了不少港英政府内部，也可说属于情报的故事。我深感香港社会的复杂，人们xìng格中的矛盾；同时也警惕到，我们发展情报人员是否过多过滥，引起如此严重的反应。

    回北京我和人大副委员长彭冲谈及此事，彭冲曾任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法委员会书记，主管过公安、安全、政法部门。离任后，因他好客，原下属部门一些负责人还时常来往。这次谈话，在座的有主管这方面工作的负责人，他们听了我的故事，既嘲笑了“这位仁兄”，也感叹香港的情报工作有些做法的不当。

    据我了解，沿海一些省，如江苏、浙江、福建的国家安全厅，一些大军区如广州军区、南京军区，都派有情报人员在港澳。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曾介绍军区联络部长与我认识，要求我给他的情报关系予以支持。有些香港商人为了做大陆生意有靠山，也乐意接受。结果是多头派出，管理混乱，数量虽多，质却不高。一个关系替几家做事，向几家送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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