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因为他们为中英谈判，提供不少材料及建议，做了许多工作。但当我提出进一步要求时，往往感觉不足。

    李伟庭他们搜集的，几乎都是公开材料，且缺少深入分析。例如，我要社会人物资料，他们只能提供报章杂志的现成文章，却没有自己独到的调查了解；对人的评论往往也浮于表面。

    调研室人员当时所占比例很大，新华分社全体只有百余人，调研室就有二十多人。李伟庭凡事自己动手的精神不错，但手下干部只能听命找材料，无法主动，即使从广东调来几个水平较高的研究员，也因李伟庭不放手的作风，无法相处。有一位实在无法工作，要求去香港大学深造，我无法挽留，只好放走。

    拖了很长一段时间，不见改进，后来在起草基本法期间，我只好另成立调研小组，由乔宗淮、毛均年负责，配合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工作。八八年，又向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洪借调他们的高级研究员佐牧，出任调研室主任，李伟庭调任中区分工委书记，给他到基层锻炼的机会。

    二、要求小分社（北京新华通讯社在香港专门从事新闻工作的部门）加强采访社会新闻，将不宜公开报导但有参考价值的资料，对我供稿，帮助我了解香港，还真起了不小的作用。比如罗保动议事件中他们就为我提供了社会上罕知的情况。

    我还要求“小分社”派记者参加我的一些公开活动，向中央发报有关工委和我的活动的“参考消息”。

    根据我在江苏的经验，地方上某些事件，由于种种原因，地方党委一时不能或不宜向中央报告的，可以由记者发“内参”，这个方法有助中央领导及时了解下情，并且融洽地方党委和新闻机关的关系。

    三、扩大动员各机构参与调查。大陆派出的外贸机构，如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华润贸易公司等，都设有调研机构，暗示发表调研结果对内发行，我建议他们扩大发行，供给有关中资机构阅读，我还将其中有价值的资料批示给工委编辑的刊物《香港参考》转载。以便让全国省部级的领导干部都有机会看到。

    四、为了加强掌握国际经济信息，我决定成立“东南经济信息中心”，搜集世界经济讯息，研究后提供见解，供工委、北京领导机构及国内有关单位参阅。

    “中心”并接受委托，提供调研服务，打算由研究香港问题开始，再逐步发展成类似美国“蓝得”研究所的研究机构，成为国际经济、金融研究的权威。

    我选择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的弟弟杨振汉负责，出任“中心”的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董事长由我兼任，但不对外公开。可惜的是，九零年周南上任后，以一句“不务正业”，把“中心”解散了。

    五、编纂《香港概论》。当时中央宣传部要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由部长邓力群主编，各省、市分工写自己省市的专册，要求我们写香港分册。我支持分社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杨奇的主张，编纂《香港概论》，作为《大百科全书》的“附册”，以示区别（因为香港尚未回归，出“分册”不宜）；同时还可以结合我们试图重新认识香港的要求。

    杨奇约请了内地与香港二十余位专家学者专职编撰。经过三年努力，他们jiāo出上卷经济篇初稿，我参加讨论，肯定他们的成果，也提供修改意见。

    来美后我曾担心能否出版，可能周南还未曾有暇顾及，终于看到它问世，很兴奋。前不久，又看到下卷出版的报导，我托友人邮购，一气看完，感觉基本上做到了“比较全面、系统、客观地介绍了香港现况及其历史背景”。然而看到金应熙教授名字加上了黑框，不禁黯然良久。一个默默耕耘，头发花白，面布深思皱纹的学者面孔，不断在眼前闪耀，他对《香港概论》的贡献，人们是不会忘记的。

    遗憾的是，在一些篇章的叙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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