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确否。[37]据他在书首序文和书尾结语所说，洛阳兴建佛教寺塔，从后汉明帝（永平十一年，公元六八年）时开始有白马寺。到晋怀帝永嘉（公元三七－三一二）年间，有佛寺四十二所。直到北魏迁都洛阳，陡然大量增加起来。他说：

    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浴，笃信弥繁，法敦愈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於是昭提栉此，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摸山中之影，金利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梯绣，土被朱紫而已哉！

    最盛时佛宇多到“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后来到了孝静天平元年（公元五三四》迁都邺城，洛阳残破之后，还“馀寺四百二十一所”。他说：

    暨永熙（公元五三二－五三四）多难，皇舆迁邺，诸寺僧尼亦与时徙。至武定五年（见前），岁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於荒阶，山鸟巢於庭树。游儿牧竖，踯躅於九逵；农夫耕稼（老），艺黍於双□。《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里，凡有一千馀寺。今日寮廓，锺声罕闻。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

    他把洛阳一地的状况前后对照，两两相形写来，抚今思昔，怵目惊心，前时佛寺是那样的多而且那样豪华壮丽，今日佛寺是这样的少而且这样残破凄凉；前时洛阳是王侯贵臣庶士豪家骄奢yín佚的一大都会，今日洛阳是农夫耕老游儿牧竖种地息足的一片废墟。这部书字面上是记洛阳城佛寺的盛衰兴废，文心里实系作者对国家成败得失的感慨。虽说佞佛并不一定亡国，而北魏亡国未尝全於佞佛无关。作者本来不是佞佛之徒，藉此寄托排佛之意，这就是作者特撰这部书的动机和企图罢？

    《广弘明集》卷第六《列代王臣滞惑解》，首叙唐太史傅奕，引古来王臣讪谤佛法者二十五人为《高识传》，一帙十卷，有杨炫之名。卷末说：

    杨炫之，北平人，元魏末为秘书监。见寺宇壮丽，损费金碧，王公相竞，侵渔百姓，乃撰《洛阳伽蓝记》；言不恤众庶也。后上书述释教虚诞，有为徒费，无执戈以卫国，有饥寒於色养，逃役之流，仆隶之类，避苦就乐，非修道者。又佛言有为虚妄，皆是妄想。道人深知佛理，故违虚其罪。启又广引财事乞贷，贪积无厌。又云，读佛经者，尊同帝王，写佛画师，全无恭敬。请沙门等同孔老拜俗，班之国史。行多浮险者，乞立严勤（当作勒）。知其真伪，然后佛法可遵，师徒无滥。则逃兵之徒，还归本役。国富兵多，天下幸甚！

    我们读此，知道唐初已有学者认识到杨炫之写作《洛阳伽蓝记》的善良动机，和他排佛的卓越见识。原来杨炫之这部书的特点就在揭露北魏王公争先恐后地修建了成百成千豪华壮丽的寺塔，乃是“侵渔百姓”，“不恤众庶”，榨取广大劳动人民的血汗能成功的。“不读《华严经》，焉知佛富贵？”不读《伽蓝记》，不知佛浪费。他是北魏反对佛教最激烈的一个人。他以为佛法无灵，徒然浪费。僧侣假借特权，损人利己。剥削为活，贪积无厌。逃役逃税，不爱国家。出家修道，不孝父母。尊同帝王，不拜君主。虽然他的思想同属於北朝儒家体系，却不同於裴延、李崇、李之流，反对佛教主要是为儒家卫道着想；而同於阳固、崔光、张普惠、任城王澄诸人，反对佛教侧重在为国计民生着想，为人民利益着想。而且他不止在当时上书排佛，为北魏君主服务，还怕“后世无传，故撰斯记”，以警告后世一切人。他的见识确是高人一等，不愧称为“高识”！

    他写这部书既有一定的目的，因而精心结撰，成为一部体系完整的著作，虽然他还自谦“才非著述”。他说：

    寺数最多，不可遍写。今之所录，上大伽蓝。其中小者，取其详世谛事，因而出之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