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於造寺，也有诏令限制，实际并未奉行。[27]反而洛阳寺塔大大兴建起来，神龟元年（公元五一八）总计至五百所。[28]其中永宁寺的工程最为伟大，耗费之多不可胜计。[29]这可以想见它给国计民生带来了多大的损害！

    北魏臣单从儒家观点，或逞儒释华夷之辩，而反对佛教的，先是裴延有《上宣武帝疏谏专心释典不事坟籍》，[30]这时李有《上言宜禁绝户为沙门》。李斥佛教为“鬼教”，激怒了沙门统僧暹等，泣诉於灵太后，罚金一两。[31]李崇有《减佛寺功材以修学校表》。说是“宜罢尚方雕靡之作，颇省永宁土木之工，并减瑶光瓦材之力，兼分石窟镌琢之劳，及诸事役非急者。使辟雍之礼，蔚尔而复兴；讽诵之音，焕然而更作。”[32]这些迁阔空谈可置而不论。我们要特别提出来说的，是从国计民生，从人民利益着想来反对佛教的几个人。先是阳固因宜武帝广访时政得失，有《上谠言表》[33]里面说：

    绝谈虚穷微之论，简桑门无用之费，以存元元之民，以救饥寒之苦！

    这时崔光有《谏灵太后登永宁寺九层佛图表》和《谏灵太后幸嵩高表》。[34]前表谏人主不可轻动，后表谏不可扰民。后表里说：

    往返累宿，銮游近旬，存省民物，诚足为善。虽渐农隙，所获栖亩，饥贫之家，指为珠玉，遗秉滞稳，莫不宝惜。步骑万馀，来去经践，驾辇杂，竞骛jiāo驰。纵加禁护，犹有侵耗。士女老幼，微足伤心。厮役困于负担，爪牙窘于赁乘。供顿候迎，公私扰费。厨兵幕士，衣履败穿。昼喧夜凄，罔所覆藉。监帅驱捶，泣呼相望。霜旱为灾，所在不稔，饥馑荐臻，方成俭敞。自近及远，jiāo兴怨嗟。伏愿罢劳形之游，息伤财之驾．

    张普惠《上疏谏崇佛法不亲郊庙》[35]里说：

    殖不思之冥业，损互费於生民。减禄削力，近供无事之僧；崇饰云殿，远邀未然之报。味爽之臣稽首于外，玄寂之众遨游于内。愆礼忤时，人灵未穆。愚谓从朝夕之因，求劫之果，未若先万国之忻心以事其亲，使天下和平，灾害不生者也。伏愿量撤僧寺不急之华，遗复百官久折之秩。已兴之构，务从简成；将来之造，权令停息。仍旧亦可，何必改作？庶节用爱人，法俗俱赖？

    更其重要的，是神龟元年（公元五一八）司空公、尚书令、任城王澄，《奏禁私造僧寺》[36]里说：

    仰惟高祖，定鼎嵩，卜世悠远。虑括终始，制洽天人。造物开符，传之万叶。故都城制云：“城内唯拟一永宁寺地，郭内唯拟尼寺一所，馀悉城郭之外。”yù令永遵此制，无敢逾矩。逮景明之初，微有犯禁。故世宗仰修先志，爰发明旨，城内不造立浮图，僧尼寺舍，亦yù绝其希觊。文武二帝岂不爱尚佛法？盖以道俗殊归，理无相乱故也。但俗眩虚声，僧贪厚润，虽有显禁，犹自冒营。至正始三年（公一兀五六），沙门统惠深有违景明之禁，便云：“营就之寺不忍移毁，求自今已后更不听立。”先旨含宽，抑典从请。前班之诏，仍卷不行。后来私竭，弥以奔竞。永平二年（公元五九），深等复主条制，启云：“自今已后，yù造寺者，限僧五十已上，闻彻听造。若有辄营置者，依俗违敕之罪。其寺僧众，摈出外州。”尔来十年，私营转盛。罪摈之事，寂尔无闻。岂非朝格虽明，恃福共毁，僧制徒立，顾利莫从者也？此日私造，动盈百数。或乘请公地，辄树私福。或启得造寺，限外广制。如此欺罔，非可稍计。臣以才劣，诚忝工务，奉遵成规，栽量是总。辄遣府司马陆昶、属崔孝芬，都城之中，及郭邑之内，检括寺舍，数乘五百。空地表利，未立塔宇，不在其数。自迁都已来，年逾二纪，寺夺民居，三分且一！高祖立制，非徒yù缁素殊途，抑亦防微深虑。世宗述之，亦不锢禁营福，当在杜塞未萌。今之僧寺，无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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