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从父琛避地会稽。”

    颍川庾氏家族，从庾“自藏”、庾衮“保聚”、庾琛“避地”看来，宗支兄弟辈飘零四散，消极处世，不足自存。与琅邪王氏兄弟辈“拔奇吐异”、乘时经营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是颍川庾氏家族状况的具体表现。庾琛、庾亮父子，均为琅邪王司马睿所辟。亮辟在前，为镇东府西曹掾；琛辟在后，为丞相军咨祭酒。庾琛、庾亮父子并非踵司马睿之迹南来求官，而是客居会稽，在会稽初应辟召。这与东晋之初琅邪王氏兄弟子侄辈麇集建康以逐禄利者又大不相同。象庾氏这样的家族以后在江左朝廷得以扶摇直上，列入甲族膏腴，内持机柄，外镇名州，显赫几十年，在相当程度上是因缘时会的结果。

    庾在北，曾辟东海王越府，其时庾亮亦曾受辟于越府而未就。这是颍川质氏在政治上与江左政权仅有的一点历史渊源。庾氏在江左之兴，主要不是由此，而是由于庾氏联姻帝室的家族关系和庾亮出入儒玄的个人素质。

    两晋之际，世乱时艰，祸福莫测，士族名士一般不拘礼法，不经世务。他们之中不乏在家世门第、历史渊源以及学术风尚等方面具备条件的人，可以出任政务。但是这些人却或是缺乏从政的才能，或是没有从政的兴趣。要物色足以付托国事的人才，并非易事。例如陈留阮孚，据《晋书》卷四九《阮孚传》，初辟东海王越府，过江后蓬发酗酒，不以世务婴心。元、明两朝，他以才累迁侍中、吏部尚书。“及〔明帝〕大渐，温峤入受顾命，过孚，要与同行。升车，及告之曰：‘主上遂大渐，江左危弱，实资群贤，共康世务。卿时望所归，今yù屈卿同受顾托。’孚不答，固求下车，峤不许。垂至台门，告峤内迫，求暂下，便徒步还家。”成帝即位，阮孚避后族庾氏，苦求出为广州。像阮孚这样出自士族，具有才能，为时望所归的人，却又放达疏狂，不愿受顾托之任。

    庾亮则不然。他既以士族名士入玄风为世推重，又不废礼教，无处世意。《世说新语言语》“孙齐由、齐庄二人小时诣庾公条”及注引《孙放别传》，庾亮问孙放（齐庄）何故不慕仲尼而慕庄周，放对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至于庄周，是其次者，故慕耳。”庾亮很赏识孙放的回答，说明庾亮本人虽好谈玄学，却不非儒，不废儒家礼法事功。所以本传称他“风格峻整，动由礼节，闺门之内不肃而成”，“时人皆惮其方严”。庾亮出入玄儒，具有玄学表现和儒学内涵，这种个人素质，使他异于其时的多数名士，而颇类于王导。这大概是庾亮妹得聘为太子妃，而庾亮本人被明帝重用以平衡王导势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其时庾亮阅历不足，还需要有一个较长时间的磨练，以显露其政治才能，使他得到门阀士族的普遍承认。庾亮在元、明两朝的表现，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反对崇尚申、韩。琅邪王司马睿过江后，就有尚申、韩以张皇权的思想。后来琅邪王氏坐大，尚申、韩就成为平衡和抑制王氏兄弟的一个重要手段。元、明两朝，庾亮对于尚申、韩始终是反对的，说明庾亮主张维持门阀政治格局，反对限之以法?。

    第二，不支持朝廷用刘隗、刁协诸人以制琅邪王氏。刘隗居刑宪之位，纠弹诸门阀士族违法悖礼者甚多。刁协亦崇上抑下，志在匡时。刘、刁均为琅邪王氏兄弟所疾。太兴三年（320年），刘隗为元帝策划，出腹心以镇方面，乃有谯王承刺湘州镇临湘（今长沙），刘隗刺徐州镇淮yīn，戴渊刺豫州镇合肥的部署，成为王敦起兵的口实。王敦兵入石头，刘隗出奔，刁、戴及谯王承等先后被杀，历元帝之末，明帝之初，斗争十分激烈。然而在此期间，未闻庾亮支持刘、刁诸人，亦不见庾、王有重大隔阂。据《庾亮传》，太宁元年（324年）王敦再次下都，屯据于湖，明帝“使亮诣敦筹事，敦与亮谈论，不觉改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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