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古人往往利用自然间或社会中某些变异现象解释政治大事,《五行志》所载及郭璞之筮,即属此类。颇疑时人观察形势,早有王敦将利用东海王冲以遂其谋的忧虑,故托物妖以为警诫。晋明帝和东海王冲虽然是同父异母兄弟,但在统胤上一出琅邪,一绍东海,王敦废彼立此,即是使东晋由琅邪王国的统胤改变为东海王国的统胤,以便利自己予取予求。王敦未得至都,即己病笃,仓猝之中,命王应在己死后立即代晋自立,建朝廷百官,以求先发制人,因此也就完全暴露了yù立东海王冲的实际目的。这是发生在后的事,与上述对王敦保护东海王冲和裴氏之命的解释并无冲突。
我们还可以用同样的理由来解释另一史料。太兴四年(321年)七月,王导拜司空。《晋书》卷三五《裴楷传》:“既拜,叹曰:‘裴道期、刘王乔在,吾不得独登此位。’”案王导拜司空,是晋元帝为防王敦而以戴渊镇合肥、刘隗镇淮yīn以后八夭的事,拜王导为司空实际上是元帝在处理王、马关系问题上所采取的一项平衡措施,主要不是对王导特加崇敬。其时王敦构乱将发,王导际遇艰难,处境微妙,说不定有覆族之虞。裴道期即裴邵,裴妃之兄,王导在司马睿平东府的同僚,随司马越、王衍出军死难。刘王乔即刘畴,刘隗从弟,蔡谟每叹若使刘畴过江,“司徒公之美选也”,见《晋书》卷六九。王导思及裴邵、刘畴,主要当是从人才方面着眼。裴邵人才是否足以与王导同登三事,姑置不论。但是我们可以分析,如果王导与裴邵得以以越府旧谊而又共事睿府,也许东晋初年那种艰难境遇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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