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成都王颖（原来的皇太弟，入关后被废）、豫章王炽（入关后新立的皇太弟，后来的晋怀帝）和吴王晏（后来的晋愍帝司马邺之父）?。惠帝和宗室近属悉数入关，广大关东地区没有强藩控制，这是东海王越填补空缺、扩充势力的大好时机。东海王越的势力就是趁这个机会扩充起来的。

    dàngyīn败后，司马越回东海国，又收兵下邳，取得徐州，控制江淮，进行了大量的活动?。从此，徐州地区成为他的广阔后方。他部署诸弟司马腾、司马略、司马模分守重镇以为形援。然后他移檄征、镇、州、郡，自为盟主，并于光熙元年（306年）把惠帝从长安夺回洛阳。接着，惠帝暴死，成都王颖、河间王相继被害，继立的晋怀帝完全在司马越的掌握之中。司马越在皇族中已没有强劲的对手，八王之乱至此告终。胜利的司马越赢得了疮痍满目的山河，也独吞了八王之乱的全部恶果。匈奴刘渊、羯人石勒的军队动辄威胁洛阳，使司马越不遑宁处。

    司马越并不具备皇室近属的名分，号召力有限。因此他力求联络关东的士族名士，利用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实际力量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关东是士族比较集中的地方，他们的向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司马越统治的命运。但是关东士族同宗室王公一样，在十几年的大乱中受到摧残。有些人鉴于政局朝秦暮楚，尽量设法避祸自保。名士庾见王室多难，害怕终婴其祸，乃作《意赋》以寄怀，宣扬荣辱同贯，存亡均齐思想。还有一些人逃亡引退，如吴士张翰、顾荣辞官南归，颖川庾衮率领宗族，聚保于禹山、林虑山。这种种情况，反映了很大一部分士族名士的避世思想和政治动向。司马越必须在星散的士族名士中找到有足够影响的人物列于朝班之首，才能号召尽可能多的士族名士来支持他的统治。夙有盛名的琅邪王衍被司马越看中，他们密切合作，共同经营一个风雨飘摇的末代朝廷。

    王衍郡望虽非东海，但是是东海的近邻。王衍家族的社会地位，高于东海国的任何一个家族。王衍是其时的名士首领，以长于清谈为世所宗。据说此人终日挥麈谈玄，义理随时变异，号曰“口中雌黄”，朝野翕服。《世说新语》一书，记载了清谈家王衍的许多佚事。不过王衍的玄学造诣，声大于实，史籍中除了记他祖述何晏、王弼“贵无”思想和反对裴的“崇有”之说等寥寥数语以外，不言他对玄学究竟有什么贡献。清人严可均辑《全晋文》，竟找不到王衍谈玄内容的任何文字材料。王衍死前曾说：“呜乎！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从此，王衍就以清谈误国受到唾骂，至于千百年之久。

    王衍主要是一个政治人物。他口头上虽说“不以经国为务”，自称“少不预事”，但青年时代就“好论纵横之术”。以后除了一个短时间以外，王衍始终居于朝廷高位。王衍之女，一为愍怀太子妃，一适贾充之孙贾谧。可见他在西晋末年宫廷倾轧这一大事中既结后党，又结太子，两边观望，期于不败。王衍另一女为裴遐妻，而裴遐是东海王司马越妃裴氏从兄。王衍通过裴遐，又同东海王越增加了一重关系。以上种种，都是王衍所结的政治婚姻，反映王衍在政界活动的需要。他被石勒俘获，临死犹为石勒“陈祸败之由”，并且“劝勒称尊号”。他恋权而又虚伪，服膺名教与自然“将无同”的信条。他和司马越作为西晋末代权臣，除了cāo纵皇帝，翦除异己，羁縻方镇，应付叛乱以外，没有推行过任何有积极意义的措施。

    司马越与王衍，是一种各有图谋的政治结合。司马越以其宗王名分和执政地位，为王衍及其家族提供官位权势；王衍则为司马越网罗名士，装点朝堂。当时北方名士团聚在王衍周围的，数量很多，其中的王敦、谢鲲、庾、阮修，号为王衍“四友”?。由于王衍的引荐，诸王、诸阮以及谢鲲、庾、胡母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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