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敦所起的实际作用不比王导小。本文从中枢政局着眼，只论王导。

    ? 《晋书》卷六五《王导传》略同，“元帝正会”作“帝登尊号”，无“中宗引之弥苦”句。

    ? 分见《晋书》卷六五《王导传》，卷三九荀奕、卷七八孔坦等传，卷一二《天文志》以及《太平御览》卷三九五引《晋中兴书》。参看《十七史商榷》卷四八《敬司徒王导下》条。

    ? 明于慎行《谷山笔尘》卷四《相鉴》谓“自古大臣殊礼，至于赞拜不名而止，过则不臣矣。”于氏盖就北周太宰宇文护故事立论如此，并谓至宇文护，“诏诰及百司文书，并不得称公（护）名，甚于赞拜不名矣。……当此之时，识者已为之寒心矣。”于氏所论不及东晋王导事，似欠周全。

    ? 诸王与王国官有君臣名分，至刘宋时始有诏禁止。《宋书》卷六一《江夏王义恭传》载，孝武帝yù削弱王侯，讽有司就江夏王义恭及竟陵王诞希旨所陈九事增广为二十四事，其一为“郡县内史相及封内官长于其封君既非在三，罢官则不复追敬，不合称臣，宜止下官而已。”诏可其奏。案，州郡长吏与掾属间有君臣名分，东汉已是如此，诸王与王国官属有君臣名分，更不待言。参本书第六页注一。

    ? 案前一“国王”疑当作“王国”，后一“国王”疑当作“国人”。刘琳《华阳国志校往》，于前一“国王”亦谓“当作王国”，于后一“国王”则未出校语。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六五九页注二则说：“‘国王侍郎’，谓在邺之王府官；‘出为绵竹令’，自邺出也。‘国人归之’，颖复召还之也。”此说似嫌牵强。

    ? 据《晋书》卷三《武帝纪》，成都王颖始受封在太康十年，同书卷五九颖本传，谓太康未受封邑。

    ? 《晋书》卷六五《王导传》。

    ? 《世说新语言语》“顾司空未知名”条注引邓粲《晋纪》。

    ? 《晋书》卷九八《王敦传》。

    ? 《晋书》卷七六《王传》。

    ? 案诸葛恢为琅邪阳都人，颜含及刘超均琅邪临沂人。《北齐书》卷四五《文苑颜之推传》载《观我生赋》：“吾王所以东运，我祖于是南翔。”原注：“晋中宗以琅邪王南渡，之推琅邪人，故称吾王。”这也可证诸王与王国士人的密切关系。

    ? 《晋书》卷六五《王导传》。

    ? 《晋书》卷六《明帝纪》，未着年月。案《世说新语方正》“王敦既下”条及注引刘谦之《晋纪》以及《太平御览》卷四一八引《晋中兴书》均载此事。《御览》所载温峤反对王敦之谋，有“当今谅之际”语，可知事在元帝已死、明帝初立之时。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有考。

    二  司马越与王衍

    “王与马共天下”政治格局的形成，既是琅邪王与琅邪王氏的地域结合，又有其历史原因。王马结合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西晋八王之乱后期即东海王司马越与成都王司马颖对峙期间司马越与王衍的关系。

    八王之乱后期，惠帝子孙全都死亡，惠帝兄弟成为其时司马皇统中血统最近的亲属。成都王颖抢得了皇位继承权，称皇太弟，居邺城遥制洛阳朝政。东海王越是八王之中最后参与乱事的藩王。按血统关系说，东海王越是司马懿弟东武城侯司马馗之孙，高密王司马泰之子，于武帝、惠帝皇统是疏而又疏，同成都王颖居于惠帝兄弟地位者大不一样。按食邑数量说，成都王本食四郡，东海王只食六县，大小轻重迥不相同。永兴元年（304年）七月dàngyīn战后，惠帝被劫入邺，成都王颖更成为决定xìng的政治力量。但是不久，党于东海王越的幽州刺史王浚发兵攻邺，成都王颖和惠帝以及皇室其它近属逃奔洛阳，被河间王部将裹胁入关。这时候，惠帝兄弟辈二十五人中，只剩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