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言还是会后报道，都有突出个人，甚至个人崇拜的现象。对这些，高岗当然不能辞其咎。

    据熟悉当时情况的老同志回忆，高岗不仅有同党中央闹独立xìng的毛病，在部门和部门之间，领导同志之间，他也是常常闹矛盾。例如，当时的留守兵团司令员，对西北局尊重不够。任弼时和林伯渠找这位司令员谈话，要他尊重西北局，西北局是中央的代表机关。任弼时认为，我们的军队必须和老百姓结合在一起，依靠老百姓才能打胜仗。比如边区的军队，吃饭靠老百姓供给粮食，打仗靠老百姓帮助运输、抬担架，有缺额或者扩编时，要靠老百姓来补充。所以说，我们的军队和老百姓是互相依存的，是血ròu相连的。

    这位司令员是个好同志，接受了任弼时和林伯渠的帮助。

    然而，高岗却不。他的思想，没有进入应有的境界。他利用自己的某种优势，向党中央争一种东西。他说：

    “留守兵团如果仍旧归中央管，那么，他们的后勤保障我们西北局就不管了。如果要西北局保障他们的后勤，那就得由西北局来管他们。”

    中央有中央的难处，要中央保障留守兵团的后勤供应，这是不可能的。为了顾全大局，留守兵团就只好让西北局管。中央让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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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高岗接触过的女xìng，多少人有口难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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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夏天，máo zé dōng巡视大江南北时说：

    我们这个党已经有50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10次。开头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线错误……1928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李立三神气起来了。从1930年6月到9月，他搞了三个多月的立三路线。1930年到1931年，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没有成功……

    据说，罗章龙对máo zé dōng这些话，作过别出心裁的“注释”：

    陈独秀有个“独”字，成了第一个机会主义头子；瞿秋白的“瞿”字上面是两个“目”字，也就成了第二个机会主义头子；李立三有个“三”字，就是第三个机会主义头子；我罗章龙的“罗”字，头上顶着个“四”字，就成了第四个机会主义头子。

    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讲到所谓10次路线斗争。他说：

    “过去常说10次路线斗争，现在应该怎么看？

    “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这就减去了两次。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团。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yīn谋的。罗章龙另立中央，分裂党。张国焘是搞yīn谋诡计的。高岗是搞yīn谋诡计的。林彪、江青更不用说了。”

    事实证明，这些“路线斗争”，有些是完全搞错了，不能算了；有的谈不上有什么“路线”，就是说，是一次“斗争”，进行这个斗争是正确的，但犯错误的人并没有提出什么路线。人们也都知道，在这些斗争中，对于那些代表人物的揭露和批判，都没有涉及私生活问题。这似乎是中国党内斗争的一个特点。

    然而，唯独对高岗是例外。

    1954年2月，周恩来主持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周恩来于2月25日在座谈会上作了总结发言。这个总结发言的提纲，后来送máo zé dōng审阅过。这个发言提纲中，就一再讲到高岗私生活的腐化。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和私生活的腐化yù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的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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