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确实如此，máo zé dōng听出了高岗话里的弦外之音，很快就不让王明负责指导西北局的工作，换成任弼时了。

    1981年，李维汉在一个座谈会上说：

    “第一，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的路线是正确的；第二，高岗在边区党委和西北局的工作是执行中央路线的；第三，土地革命时期陕北有两个人民领袖刘志丹和谢子长。”

    1982年，王首道在一个会议上说：

    “高岗在陕北同刘志丹等人，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是有功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前，一度要把他们抓起来当作右派，后来我们给他们平了反，刀下留人，高岗是很感激的。但以后，高岗极端个人主义发展，走上了反党和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事实就是事实。

    历史就是历史。

    其实，máo zé dōng在《整顿党的作风》那篇著名讲话中，也提到并且称赞了高岗。他说，许多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新四军到后才创立的，许多地方工作是外来干部去后才发展的。在这种条件下，只有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完全团结一致，只有本地干部大批地生长了，并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我党在根据地才能生根。接着，máo zé dōng同志比较了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长处和短处：外来干部比较本地干部，对于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这些方面，总要差些。拿我来说，就是这样。我到陕北已经五六年了，可是对于陕北的情况的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联系，和高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得多。1953年以后出版的《máo zé dōng选集》，勾掉了高岗的名字，把后面这句话改为“和一些陕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多了”。

    自然，这种改动，也已经成为历史了。

    那么，在陕北时期的高岗，是不是完完全全是一个有功劳的高岗、正面的高岗、光明的高岗、完美的高岗呢？

    不，不是这样。

    先看看跨越1942~1943年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高干会”。

    这个会是在延安整风运动深入的基础上召开的，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召开的，是在作了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准备之后召开的。

    会议组成了以高岗为首的9人主席团，出席会议的有边区一级党、政、军、民、学各系统负责干部97人，军队旅以上干部52人，县团级干部117人。大会于1942年10月19日开幕，1943年1月14日结束。大会进入第二阶段以后，máo zé dōng、贺龙、林伯渠、刘少奇、彭真等领导同志都作了报告，高岗、康生也作了报告。

    这次大会，端正了边区党的路线，达到了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的一致；大会端正了党风，明确了边区党的各项任务，同时也为经济建设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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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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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大会是成功的，效果明显，影响也大。

    但是，这次大会也存在问题。大会开始十多天，基本上是就事论事，不得要领，如讨论农村党员问题，就只用“到会、jiāo费、模范、公道”四条去套。只是到了第二阶段，máo zé dōng及时指示主席团要改变方针，要从细微末节的问题转到党内存在的根本思想问题上来，如自由主义问题、对党闹独立xìng等重大问题，大会才走上正轨。虽然如此，西北边区对党闹独立xìng的问题和自由主义问题，并没有解决。会议指出，“边区当前仍然存在着闹独立xìng和自由主义的倾向”。高岗对这个正确的批评，不仅不予接受，反而以一贯正确自居，继续同党闹独立xìng。而且，由于强调西北局要以高岗为首，因而无论是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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