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先生在电话里和我说，见面地点是否可以改在新界沙田时候，我很高兴的答应了。这里靠近香港中文大学，对这所学校我已是仰慕许久，却苦于始终没有机会一见。这次真是难得的好运气，我打算见完刘先生就去校园里走走看看。

    刘先生祖上是章家的姻亲。四九年的时候，刘家举家离开上海，一路辗转，最后在香港落脚。近些年刘先生的儿子和儿媳定居在洛杉矶，孙女几年前来到国内一个北方省份，投资了一家做污水处理工程的公司。

    一个星期之前，章爷爷联系到我，说这位刘小姐的公司出了一些财务问题，最棘手的是目前人也找不到了。虽然警察已经立案调查，但是他仍然希望我能去香港见刘先生一面，或许可以了解到一些不为人知的内情。

    看到刘先生的第一眼，我就想起自己的爷爷来。他们两个人身上的共同点太过明显，让我无法不注意到。

    比方说，他们都将自己的一头白发一丝不苟的向后梳理的整整齐齐。

    又比如说，他们脸上的表情都太过敏锐，全然没有这个年纪的老人常有的迟钝和安详。看向陌生人的目光永远像是通过狙击枪的瞄准器似的，犀利又警惕。

    再比如说，每次与人握手都要狠狠的用一下力。

    老先生坐在餐桌对面的红木椅子上，只占了椅子的三分之二，后背挺得笔直，一点儿也没有碰到椅背。

    我借着桌子的掩护，悄悄舒展了几下被他握到发疼的手指头。

    “你爷爷，他还好吗？”

    我赶紧坐直了身体，“自从我奶奶去世以后，他的精神就一直不太好。”

    他嗯了一声，又问道：“前段时间，我听人说他住院了，现在情况怎么样？”

    我想说的委婉一些，可是他犀利的眼神让我很有压迫感。我有种感觉，他是故意不想留给我太多思考的余地。

    不知怎的我就对他说出了实话，“情况越来越遭，他的脾气也变得很坏。医生不建议出院，可是他坚持要回自己家住。大家被他吵的没办法。”

    他的身体微微向后仰，眼睛里闪烁着笑意，似乎是忽然回忆起一件隐秘的往事。

    过了半晌，他又问：“他的回忆录写到哪儿了？”

    “已经停笔快一年了。”我极力回忆最后一次看到的情节和内容，可是怎么也想不起来写的是哪一年。

    “有一年，嗯，在武汉，”我凭着记忆，将最后一段大致读了出来：“那年大概是十年以来最热的一个夏天。我借宿在一位熟识的牧师朋友家里。此行的目的主要是从伪政府的机要室里窃取一份名单。”

    他忽然打断我，“是1941年，民国三十年。”

    我有些窘迫的挠挠头，“对，是民国三十年。应该是写到那年夏天在武汉发生的事情了。”

    他点点头，微带笑意的脸上很快略过一抹了然的神情。若不是因为好奇，我一直在偷偷观察他，还以为自己眼花，看错了。

    他伸手打开公文包，从白色的包装纸里取出几张保存极好的旧照片递给我。

    我好奇的接过，借着酒店大堂里昏暗的橘色灯光仔细翻看。

    照片是黑白的，背景是一片开阔的草地。五个极为英气的男孩子穿着短衣短裤站成一排，身后是一架毁损严重的战斗机。

    刘先生带上眼镜，指着站在最右边c个头最高的一个男孩子对我说：“这个就是你爷爷。”又指着旁边那个脸庞圆润的男孩子道：“这个是我。”

    我心中惊叹，若说女大十八变，那男大简直是三十六变呢！

    “这个是章家大哥，这两个是郑子林和郑子木。”

    不知道是不是由于光线太强，或者是摄影师操作不当，在照片的左边上空有一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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