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到双人房的房间里，我第一件事就是告诫老枪，不准洗澡。万一要是膏药被一不小心搓掉了，怕又出什么新变故。

    老枪有些不以为意，嘟囔了一句：“老子三个月不洗澡都没问题，多大个事，我还以为你要抢我鸡蛋呢。”

    我没空搭理这无赖，迅速脱了身上的衣服钻进洗手间。昨天做膏药时残留下来的恶臭还未清除。我打定主意不用光酒店里的沐浴露誓不罢休。

    一小时后，我仔细闻了闻全身浓烈的沐浴露香气，比较满意。抬眼一看，只见老枪鞋也没脱，四仰八叉地躺在单人床上睡着了。我一手捂着鼻子，帮他脱了鞋，他娘的一股羊骚味，幸好这世上也没几个人比我的耐臭性更高，不然非得背过气去。胡乱给他掩了一层被子，最后才在另一边的单人床上重重躺下，点了根烟，靠在床头。不知怎么地，烟雾缭绕中就想起了大伯这个人。

    印象里，大伯除了教我做膏药的时候像个夜叉之外，其余时候还是挺和蔼可亲的。他今年也六十了，孤苦伶仃一个人，身边也没有一个人照顾着。

    记得二十岁那会儿，年底我回家过年，大年三十的下午，有一个乡亲摔断了腿，家人来请他去接骨，当时我们爷俩正坐在屋里和面包饺子，他二话不说洗了手就去了。折腾到夜里八点多才回来。那天我问他，”大伯你手艺这么好，为啥不去镇上开个诊所？总比守祠堂要好。”

    他当时拍了拍我的肩膀，告诉我说：“你爹去了以后，我的确在镇上开了个诊所。可是当时谁家也不富裕，看完了病，就这么一两块钱的药费也只能欠着。这个人说等家里卖了鸡就回来交药费，那个人又说先欠着，等家里杀了猪再补上。我也不能因为人家没钱就不给抓药了吧？家里没余钱我也理解，可俩月后我一算，不仅一分钱没赚，反而还赔了不少。只好关门大吉。”

    大伯很少和我提及他的往事。他这样的回答，我觉得特别有趣，忙追问道：“那他们欠你的医药费还上了吗？”

    大伯眉毛一挑，斩钉截铁地答道：“那肯定还了啊，欠啥钱也不能欠医生的钱，乡亲们这点信用还是有的。不过后来我却是淡了给人看病的心思，要是找到家里来，我也不好推辞，总不能见死不救不是？这人呐，做人不能啥事都向钱看，你要是把钱看重了，也就把自己看轻了。”

    当时我还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当年他的许多教诲，现在回忆起来，话里行间充斥着不少人生的真理。

    想到这里我忍不住讪笑了一声，自己终究还是俗人一个，满脑子都是赚钱发财的念头。做不到像他们那个年代的人一样，张嘴就是大家，闭口就是奉献。

    一夜无事。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坐上了最早一班去无极的车，到地方后又辗转了一个多小时，临近午饭的时候，终于是看见了祠堂门口那副老石磨。

    据族谱记载，祖祠建于康熙年间，在道光帝那会儿毁于八国联军战火，那时候村里还有几家大户，所以很快就重新盖了起来。但没过多少年又遭了匪患，土匪进村的时候，当时守祠堂的老人讲祖宗牌位放进坛子里，埋在了粪坑底下有幸逃过一劫。而自己却在烈火中与祖祠一起，化成了飞灰。建国之后，有一次清塘清淤活动的时候，这才偶然发现埋在粪坑下面的祖宗牌位，从那次匪患中活下来的村民们齐心协力，再次重建了祠堂，请回了祖宗牌位。

    小时候，祠堂是最热闹的。无论是什么红白喜事，村民大会，都是在祠堂门口的空地上举行。后来村长还会请人晚上来放电影，只是次数不多罢了。

    走进祠堂，看见有个大娘踩在梯子上，正在拭擦神台上的牌位。听到我和老枪进门的声音，回过头来问，你们找谁？

    这大娘有些面熟，一时间却是想不起来是谁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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