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班禄”只是牵涉到各级官吏的薪酬改革，那么，土地制度的改革则是牵涉到全国各阶层人民、各族人民的重大改革。在此之前，就因为土地改革，多次引发纠纷，还引发了崔逞被杀，窦艳犯罪为仆的重大事件。所以在实施“三长法”的时候，文明太后和孝文帝都对此特别慎重。

    “三长法”实行之前，北魏地方基层政权掌握在宗主手里。宗主的前身，就是坞壁主。北魏统治集团与坞壁主的合作，已经很多年了。坞壁主的代表，有的担任朝廷官职，有的当了地方的守、令。一般的坞壁主，得到“宗主督护”（相当于地方自治委员会的主任）这一官职做护身符，用“宗主”的名义，“督护”地方，负责地方的社会治安，替朝廷征收租赋，和朝廷分享压榨人民的权力。

    在“宗主督护”的情况下，一户往往包括一二十家，三五十家，多的达百十家。“宗主”向朝廷交纳租税。这些租税包括：租粟二十石，绸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绸外帛一匹零二丈，这叫做“常赋”。常赋之外还有“杂绸”，杂绸就是因国家突然的事变，如战争、赈灾、抗旱等紧急征用的物资。其中还包括各种劳役。

    北魏在实行“班禄”以后，每户又增加粟二石，帛三匹。如果按一户三五十家平均分摊这些租绸，这样的税赋显然不重。

    但“宗主”往往把应交的分额扩大一二倍，而且总有说不尽的“杂绸”平空降临。“宗主”家老百姓的负担就非常重了。这样的结果：有钱有势的人家“兼并有余”，一般老百姓“糊口不足”，而依附“宗主”“坞壁主”为生的奴仆，杂役（战争中赏赐的俘虏、女囚）的命运就更惨了。

    鲜卑拓跋实行的“宗主督护”或者“坞壁主”自治，实际上都是草原游牧酋长制的缩影。尽管两者之间缓和了矛盾，“宗主督护”使汉族豪强和“坞壁主”鲜卑拓跋贵族互相之间在政治、经济上相安无事。他们都掠夺、截留了大量的财富，中央财政却受到极大的影响。

    李冲等人设计的“三长法”是以古法来改编户口，使用的是汉族传统的什伍长制，以此代替鲜卑旧俗的“宗主督护”。

    “三长法”规定：五家为邻，设一邻长；五邻为里，设一里长；五里为党，设一党长。这样，原有的大户成了小家，宗主的权力得以削弱。三长的职责是检查户口，征发徭役和兵役；负责本长范围内的社会治安。对中央集权制的北魏来说，是把中央管制的神经末稍延伸到了每家每一户。

    实行“三长法”以后，过去以户为单位的赋役制，变成了以“家”为征收单位。一人一妇算作一家，每年向国家交粟二石，布或帛一匹。没有成亲的男子，四个人相当一夫一妇的赋徭。占有奴仆和耕牛的人家，妇婢八人或耕牛二十头，交一夫一妇的负担。从赋徭的惩征收来看，大官僚大地主、土豪得到了特殊的保护，因为只有他们才占有奴婢和耕牛。

    要实行“三长法”，北魏朝廷内部有两种不同意见，反对实行“三长法”的代表人物就是中山王王睿的属官——中书侍郎郑羲。

    “三长法”的设计方案开始曾经征求过郑羲的意见。王睿死后，三长法的制定就收归李冲，郑羲即被冷落。为此，郑羲从“三长法”制定伊始即有本能的反感。他认为这个办法好是好，却不一定行得通。

    郑羲对孝文帝说：“三长法试行一下，如果失败了，圣上才知道本人之预见，言之不谬也。”郑羲这个人本来就是个贪污犯，但他的名声太大，和李冲又是姻亲关系，此人却是个十分吝啬的家伙。

    郑羲在做西兖州刺史时，天天有人送贿上门，送来的美酒，从西门送进来，他在东门就把美酒卖出去，还说是自家酿造的。那些来送礼的人，却连一口酒、一块肉也吃不到。这么个吝啬的大知识分子却是反对“三长法”的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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