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古称“巴蜀”，境内江河密布、沃野千里，因而又有“天府之国的美誉。”

    巴蜀四周有云贵高原、青藏高原和秦岭为凭，相较于战乱频繁的中原地区，颇有一种“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的闲适，从太白那句“尔来四万八千年，不与秦塞通人烟”中便可“窥一斑而知全豹”。

    但是，随着水路交通的发展，昔日的“天府之国”渐渐也被卷入了中原朝代的更迭之战中。

    蜀人安于闲适，没有争霸天下的野心，所以，纵观历史，没有一个统一的王朝是蜀人建立起来的。

    蜀人敢于斗争，敢于和任何想毁掉他们闲适生活的入侵者战斗到底，所以，即便强横如蒙古铁骑也曾折戟钓鱼城下。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是治蜀警言，更是蜀人敢于斗争的真实写照。

    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寇发动“卢沟桥事变”。

    七月十日，四川省刘主席通电请缨。

    七月十三日再次通电，主张全国总动员，与日寇拼死一决。

    八月七日，刘主席在南京出席国防会议，慷慨陈词近两小时：“……抗战，四川可出兵三十万，供给壮丁五百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

    八月二十六日，刘主席发表《告川康军民书》：“……全国抗战已经发动时期，四川人民所应负担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

    川军各将领纷纷请缨抗战，四川百姓踊跃参军、劳军，一支支川军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征程……

    也就是在那时，李四维随着队伍从成都出发，徒步走过贵州的崇山深涧，走进了湘南大地，坐上了开往淞沪战场的列车。

    可是，淞沪的战斗异常残酷，昔日的袍泽相继倒下了，一个个被戏称为“吊儿郎当双枪将”的川军将士永远地倒在了淞沪战场上，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诠释着川人的血性。

    淞沪会战打到十月底，败局已难以挽回，淞沪危急！南京危急！

    十月二十九日，委员长在国防最高会议上宣布：“为坚持长期抗战，国民政府将迁都重庆，以四川为抗敌大后方。”

    十一月十二日，上海沦陷，委员长对外宣布：“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

    宣言一出，位于入川水路要道上的重庆自此便成为了中国的战时首都，昔日的天府之国自此成为了抗战大后方。

    阔别将近四年，李四维再一次踏上了故乡的土地，但是，他未曾想过有朝一日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回川！

    抗战还没有胜利，那些一同出川的袍泽大多永远都回不来了……

    纵马穿过川东北的崇山峻岭古道雄关，奔驰在辽阔的川中平原上，李四维牙关紧咬、目光坚毅――抗战未胜，绝不苟安！

    七月的蜀中酷热难当，但一望无垠的平原上已经隐约可以闻到丰收的气息了――玉米已枯了须，稻子已抽了穗，绿油油的菜园子瓜果菜蔬正长得旺……农人顶着草帽冒着烈日正在田地里忙碌，听到大道上的动静也会抬头望过来，投以艳羡的目光和善意的微笑。

    大后方的乡村景象让一干面容疲惫的将士也露出了笑容……只要后方能得一份安宁，在前线的血就没有白流，倒在前线的兄弟们就没有白死！

    驶入古城北门，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昔日繁华的街道已经残破不堪，但一幅幅高悬的标语却依然透着川人的血性――“少吃几顿饭，也要支援前线”，“川人不死绝，就要把小鬼子赶出国”……街上行人熙熙攘攘，前进的方向都是那一幅幅标语下放着的募捐箱，打扮时髦的富家太太去了，衣衫褴褛的乞丐也去了，须发皆白的老者去了，稚气未脱的半大小子也去了……富太太扒下了身上的首饰，乞丐倒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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