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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23年，胡适在他的《西游记》考证里提出，“我总疑心这个神通广大的猴子不是国货，乃是一件从印度进口的。也许连无支祁的神话也是受了印度影响而仿造的”。又说，“我依著钢和泰博士的指引，在印度最古的记事诗《拉麻传》里寻得一个哈奴曼，大概可以算是齐天大圣的背影了。”而且他还认为《罗摩衍那》记载的“楞伽城大战”中哈奴曼大闹无忧园的情节，被改编成《西游记》中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国学大家陈寅恪与季羡林皆同意此说法。

    但胡适的观点遭到了鲁迅的反对，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再次提出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的看法，他认为悟空的形象来自淮涡水神无支祁。

    无支祁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水怪，像一只猿猴白头青身、火眼金睛、力大无穷，常在淮水兴风作浪，大禹治水时无支祁作怪，惹恼大禹，于是大禹命令神兽夔龙将它擒住，并用铁索将其锁住，锁镇在淮阴龟山脚下，这与孙悟空被佛祖镇压在五行山下情节相类。

    而吴承恩是淮安人，曾今又写作过《禹鼎志》，对大禹治水的这段传说可以说耳熟能详，但无支祁明显是水怪，是恶的化身，因此吴承恩也就取其形，并把镇压它的人从大禹改为了佛祖。

    关于孙悟空的原型，除了胡适与鲁迅的上述观点，还有两种说法认为孙悟空有现实原型，一个来自于石盘陀，另一个来自于悟空和尚。

    而石盘陀的说法值得怀疑，在历史上他曾经是一个言而无信的庸碌之辈，伴随唐僧西行的路程不足百里，甚至只是一天半夜，而且居然拔刀威胁唐僧中断取经之行，这倒有点猪八戒的影子。

    而悟空和尚就有些值得考究了。在陕西泾阳县北部的嵯峨山上，除了唐德宗李适的陵墓，还有唐代悟空和尚的灵塔，而悟空和尚是历史上唐代西天取经行动的最后一人。

    悟空和尚的俗名叫车奉朝，是陕西泾阳人。生于唐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751年，年仅20岁的车奉朝，奉旨随中使张光韬出使西域各国，途中车奉朝得病，留在健陀罗国即现在的巴基斯坦白沙瓦附近养病。估计是病情比较严重，车奉朝在病中发愿，如果病能够痊愈便出家为僧。后来，车奉朝的病真的好了，他便拜当地的三藏法师为师，正式剃度出家。此后，他在西域周游列国，访师问道，转眼几十年过去。将近六十岁时，征得师父的同意，带回一枚舍利佛身和很多经书回国。790年，唐德宗召见了车奉朝，表扬他的行为，并赐给他的法号‘悟空’。

    不过吴承恩老先生到底是怎么想的，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历史学家谬沙常年钻研印度神话，所以偏向于胡适先生的说法，认为孙悟空的原型应该取自印度神猴哈奴曼。但是就像鲁迅以“面孔在河北、帽子在山西”的方法来处理小说素材，孙悟空的原型或许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但是他却是土生土长的中国猴子，所以也不用较真。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之所以不想认同哈奴曼和孙悟空有半毛钱的关系，就是怕孙悟空这个形象被玷污从而不再纯洁，归根结底来说就是想证明中华元素都是纯洁的。甚至在考古事业中，也总是想证明，中华文明的一切都是独立发生的，青铜器是独立发明的，彩陶也不例外，甚至人种的演化，都希望把元谋猿人与北京人连成一线。

    通俗的来说，我们都承认我们自己，就像我们承认女娲造人，西方承认上帝造人，印度承认普鲁沙造人。不过我们都知道，这些都是扯蛋，达尔文说的才对。

    不管是物质形态的文明还是精神文化形态的文明，都是为了在相互交流中再创造，一切都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完全的阻拦外界文化与自身文化相溶，那是一个不正常的思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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