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颁布禁海令，明文禁止出海南洋。这就是清初的第二次海禁。第二次海禁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不禁止中国船只出航日本，也不禁止外国船只来中国，但是却严格禁止中国商人去南洋经商。只进不出，充分体现了封建统治者的思维方式。

    禁海令显然不利于贸易的发展，沿海的许多商民对此很不满，结果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博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可以禁海，我可以走私，只要不被发现就行。

    直到雍正继位，海上走私依旧猖獗。台湾官员蓝鼎元是一个反对海禁的学者，雍正二年，他上书说：“福建、广东沿海等地，人稠地狭，耕地不足，当地居民靠海谋生的十有五六。他们往往在内地制造一些精美的手工品，这些手工品在内地是随处可见的便宜货，但是如果运到外国，就可以当成珍稀物品来卖，每年都能赚取巨大的利润，这就为我们中国敛聚了大量的财富，光是海关收入这块就不小了。禁海之后，百害无一利，只会让沿海居民越来越贫困，迫使以前的商人变成游手好闲的人，最后变成盗贼。”

    蓝鼎元的看法代表了一部分官员的观点，但是雍正坚持康熙的路线，认为海禁政策宁严勿宽。蓝鼎元的说法固然有道理，但是他没有解决问题，怎么解决许多商人不回来这个问题，商人不归国家的税收就少了，这才是清廷禁海的真正原因。

    雍正三年，福建省秋季欠收，第二年春又闹饥荒，许多地方出现抢米事件。沿海的一些官员借此再次提出开放海禁，以缓解饥荒。

    福建巡抚毛文铨奏称：“往年开洋之时，有很多洋船到厦门，各省的商人都到厦门来贸易，税收多得不得了。可是海禁以来，几乎就没什么税收，恳请皇上开放海禁。”

    闽浙总督高其倬也上奏：“福建这地方地狭人稠，没多少田地可耕种了，许多良民选择上梁山。开放海禁让他们出海贸易多好啊，富人可以当船主，贫穷的人可以当水手和舵手，一条船可以养活上百人并且还有余钱留给家属……”

    在沿海官员的轮番上奏下，雍正终于松口了，同意了高其倬的要求，准许福建对外贸易，这一年是雍正五年，即1727年。不过，雍正是非常保守的，他开放福建的海禁后，仍然对其他省进行海禁。在颁布这项旨令的时候，雍正还为康熙解释，说康熙过去实行海禁是体恤百姓，怕内地的人民转徙到外地。

    这次开放海禁还有限制条件，出海船只的省份有限制，出海的港口也有限制，只能在指定的港口出入，方便政府收税。同年，雍正又开放广东海禁。雍正七年，李卫上奏说，浙江和福建相邻，福建开放海禁，浙江商人肯定不舒服，可能会偷偷跟着福建商人一起进行海上贸易，干脆让浙江跟福建享受相同待遇吧，雍正遂同意开放浙江海禁。

    开放海禁之后，雍正又作了一些专门的规定，出口船只必须按规定时间来回。如果遇到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回来的，雍正也制定了一些特殊的政策：如果是因为账钱没有收清，可以到来年六七月回港；如果是被大风刮到其他省的，可以让该省的官员盖个印，说明情况后回籍；如果是被风浪刮翻没有证据的，可以找到幸存的乘客，或者邻近的乘客，了解情况后登记在册。如果故意捏造情况，推迟回港的船只，一定严加查办。

    雍正还对那些逗留海外没有回国的人作出了类似赌气的规定：不准回国。本来，清政府的政策是允许海归的，但是几年以来，雍正发现坐商船回来的游子甚少。雍正感觉这些人不给自己面子，认为这些人都是不安本分的人，如果给他们自由，听任他们来去自由，这些人就更加没有顾忌，反正随时都可以回去，干脆在国外多待一段时间吧！所以，雍正限定了一个期限，逾期不回的人不准回国。

    雍正还解释说自己的目的并不是逼这些人早点回来，就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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