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是列强打开中国大门的开始，鸦片战争中国的失败和《南京条约》的签订，是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双半社会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近代屈辱史的开端。

    每每谈及签定《南京条约》的清政府最高统治者道光皇帝爱新觉罗·旻宁时，人们总是少不了口诛笔伐，认为道光懦弱无能，是个出卖国家利益出卖自己祖宗疆土的败家子。而道光也一直以这种屈辱的形象，存在于中国的近代史和中国人民的普遍记忆中。

    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而这巨大的屈辱掩盖了道光皇帝的勤政爱民光辉形象。其实不管是哪位皇帝，签订《南京条约》就一定会背负骂名，与这个人是否是好皇帝无关。

    在大清朝江河日下的背景下，道光为挽救清朝衰落也做了一些努力，比如整顿吏治遏制腐败，整厘盐政增加财政收入，通海运以获得关税，平定张格尔叛乱稳定国内局势，任用林则徐禁鸦片防止白银外流，这些举措或多或少都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而道光本人力行节俭，勤于政务，事必躬亲，以俭德著称，努力中兴大清王朝。他并非雄才大略之主，但也不失为勤政爱民之君。仅以《南京条约》的屈辱去盖棺定论，无疑是有失偏颇的。

    再来仔细看看道光下令签署的《南京条约》，这个让他饱受诟病的地方。

    其实《南京条约》的签署并不是错误的，即使英明神武如康熙大帝，也会在当时的条件下选择签约的。为什么呢？

    我们不妨看看当时清王朝内外严峻的形势。清政府在康乾盛世的家底自从乾隆挥霍一空后，已经开始走下坡，吏治败坏贪污成风，武备废弛军队战斗力低，国库空虚财政告急。再加上白莲教起义c天理教民变和回部叛乱等民变，更使得原本衰落的中国国势进一步衰退。这时与英国人签订条约屈辱议和不失为一种缓兵之策。

    当英国人的坚船利炮开到中国海面，要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时，并不清楚英国人实力的清政府也曾积极备战，摆出一副决一死战的架势。可是在“领教”了英国人坚船利炮的威力后，道光也深知凭借中国目前的力量与英国人打仗，最后吃亏的还是中国。

    再者说，英国人再咄咄逼人也不过是“肘腋之患”，相比于国内各地风起云涌的民变等“心头大患”来说，英国人的威胁显得不是那么急切。

    再看看英国人提出的条件，条件不算苛刻，完全可以接受。首先，五口通商已经无法避免了，这些港口就算中国方面不同意开放，英国人也能以坚船利炮强行攻占。与其屈辱的被攻占还不如体面的主动开放。其次，割让香港岛。十八世纪中期的香港既不是“东方之珠”也不是国际金融中心，而是只有少数渔家的荒滩小岛。无论是军事角度还是经济角度来看，香港岛的存在与否对大局并无较大的影响。更何况，因民众起事而失去控制的地方不知有多少，一个小小的香港岛有何需挂齿呢。再者英军退兵，重新回到中国的土地也有不少，它们的价值远远大过一个小小的香港岛。

    至于赔款，清政府向英国赔款两千一百万银元，其中的六百万银元赔偿被焚鸦片，一千二百万银元赔偿英国军费，三百万银元偿还商人债务。其款分四年交纳清楚，倘未能按期交足，则酌定每年百元应加利息五银元。

    注意，赔款的货币是银元而不是银两，两千一百万银元只约合银一千四百七十万两。条约规定在四年内分七次还清。清政府第一年赔银四百二十六万两，第二年赔银三百五十万两，第三年赔三百五十万两，第四年赔款二百八十万两这对于大清朝岁入四五千万的财政总收入来说，根本不成问题。

    与其拿大量的钱去和英国人打没有把握胜利的仗，还不如舍一小部分钱与英国人谈和。这虽然有点丧权辱国，可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在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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