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在的统计局的数字。从学费、住宿、交通、餐饮、文具、教辅、培训到择校费和学区房，教育实际支出远远大于公开宣布的数字。普通中国人微薄的家庭收入，很大一部分被望子成龙的父母毫无怨言地投入到后代的教育中。

    回到朱平槿的现世。大明科举制不同于历朝的特点，是注重学校教育。从中央的国子监到地方的省府州县，各级行政机构中都有学校编制。在成都府学外，出售各类时艺册子的书店形成了一条街，恐怕只有各色艳情小说能够与之比较销量。

    别忘了，大明书籍很贵。买书需要很多钱！

    一个普通的大明人走上科举之路，要经历从童生到秀才，从秀才到举人，又从举人到进士的层层选拔和淘汰。有幸过关的，十有八九都是出类拔萃的社会精英。科考的最终胜利者，既是皓首穷经的幸运儿，也大都是家庭殷实的中产以上家庭。

    教育费用的巨大支出，选拔标准的僵化固执和用人分配的单一路径，使科举制这个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扭曲了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窒息了国家、民族的创新精神。

    更可怕的还不止这些。

    社会各个阶层被科考撕裂，阶级利益被科考固化，官场文化被科考绑架。甚至整个大明帝国的政治，也与科考息息相关。同科、同年、同乡、同门，成为各个政治帮派的标准粘合剂！

    朱师傅和何善提议整合科考与蜀考，将蜀考与科考偷梁换柱，这当然符合朱平槿政治谋划的大方向。

    早在松林山时，朱平槿便产生了通过公开考试吸收社会精英的想法。

    社会永远不可能有绝对的公平，精英永远不可能等同于普通劳动者。他们之间的价值之比，是“一个人换两个师”。

    朱平槿是统治者，他不仅清楚社会精英是他稳固统治的重要支撑，也清楚社会精英是引领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然而，他的美好愿望被现实重重一击：报名参加蜀考的，有功名者寥寥无几，多数人却是科举制度下的失败者。

    许多参考者带着对大

    明既得利益阶层的不满甚至仇恨，被朱平槿开出的高官厚禄所吸引，带着蜀考改变命运的梦想，投入到他们心目中的明主圣君麾下。他们不等屁股坐稳，便开始为朱平槿出谋划策，其理念核心便是“山河重光”，也就是说造反！

    因此，蜀考是柄双刃剑。一面为朱平槿提供了大量急需的人才，一定程度上分化了士绅阶层，但同时也使顶层士绅与朱平槿的对立更加深刻，更加极端！

    朱平槿为了避免“宁王之祸”的嫌疑，不得不在各方面尽量区分科举与蜀考的不同，弄得蜀考不伦不类。

    能不能通过整合科举与蜀考，利用科举的强大指引作用，尽可能地收服或者团结更多的士绅呢？

    朱平槿想到这里，开始感觉到一阵头痛。

    科举与蜀考明显不同。科举是朝廷抡才大典，几乎是文官阶层的唯一源泉，大明朝三百年来一直处于朝廷的严密控制之下。各省仅有秀才资格的考试权，乡试的主考官、同考官都是朝廷派出翰林来主持。科举的科目为朝廷颁下的常例，各省无权更动。

    在此情况下，自己公然插手乡试，会不会引起各方面的反对，比如被朝廷的制裁，遭到爱大明粉崇祯人士的公然抵制？

    同时，科举还与朝廷的官位俸禄联系在一起。多数乡试中举之人，在闻过桂花香喝过桂花酒之后，便要打起包袱进京，准备第二年的春闱大比，希望一举高中，从此高官厚禄。尚如此，那自己岂不是为崇祯做了嫁衣裳？

    再说，一旦蜀考科目背离了科举常例，那么参考士子会不会群起而攻之，引发川内新的政治动荡？

    所有这些，朱平槿的头脑中都没有现成的答案。

    好在朱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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