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这么多现金的支持，赵大贵就可以着手做一些布局了。

    进入四月份以后，沉寂了一段时间的大贵商行又开始告诉运转起来。

    大贵商行先前是只做现金交割生意，几乎退出所有物物贸易，甚至为此不惜放弃洋布行业的大佬位置，此番又要重出江湖了。

    赵大贵召开大贵商行全体职员的会议，要求大贵商行在新的一年里做出更多成绩，甚至提出“一年内一统上海商界”的口号，要在鸦片以外的所有生意中占主导地位。

    赵大贵这些年来也历练出来了，特别会煽动人心，在全体职工大会使出浑身解数，说出很多激动人心的话，又承诺高额的分红和提成，让大贵商行的掌柜伙计们都激动地嗷嗷叫了起来。

    然后，大贵商行的掌柜们开始积极接触到上海做生意的远洋商船船长们，跟1844年的时候一样，愿意用生丝和茶叶等货物换取他们带来的洋布和其他洋货。

    本来在一月份的时候，洋布生意不如以前好，很多精明的商人都觉得有些不对劲，如吴建章等人几乎窥破了赵大贵的用意，但看到大贵商行此番重出江湖，又积极拉活，逐渐把对大贵商行的疑虑消除，转而关注起生意来。

    说来也奇怪，也许是因为大贵商行开始将洋布推销到湖州和杭州等地，原来不断下滑的洋布销售又提高起来，布料零售的速度比以前快出一些，打消了很多人对洋布生意的犹豫不决。

    在这种情况下，反而是大贵商行重出江湖，争夺市场份额的行为更令人感到担忧。

    林阿钦的义升行、吴健彰的旗昌和杨坊所在的怡和等作为行业翘楚，都不愿意大贵商行重新挤入进来，夺回原来的市场份额，成为先前那样的庞然大物，便竭力抵制起来，拼命竞争，努力用比大贵商行更高的价格拿货，用更低的价格出货。

    接下来的日子里，大贵商行几乎是四面楚歌，表面上口号喊得邦邦响，说要统一商界，实际上拿不到多少生意，在竞争中处于很大的劣势，让大贵商行的很多忠心的掌柜伙计都焦躁不已。

    这一切，都导致大贵商行的洋布生意雷声大雨点小，除了吴健彰的一万匹洋布外，拿到的洋布不足三万匹，都放到湖州和杭州销售，很快就卖完，也就赚一万五千元左右而已。

    唯一值得称道的是，洋布库存一直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上。

    不久之后，大贵商行就遇到其他商行的联合打击，差一点就将赵大贵的满盘计划都沦为空谈。

    原先的时候，大贵商行努力开发湖州、嘉兴、杭州等浙江北部市场，在这些府城都设立店铺，收购茶叶和生丝，顺便出售洋货什么的。

    其他的洋行买办们，注意力更多放在开发苏州这个更容易赚钱的地方，一时半会儿之间还顾不上浙江的生意。

    然而，从四月份开始，义升行、旗昌、怡和以及其他商行，纷纷在浙江北部的城市设立分行，而且大部分都离大贵商行的分部不远。

    这些商行，以比大贵商行的收购价更高的价格收购丝茶，将货拿到上海后，又以更便宜的价格出售给外国商人。

    举例来说，大贵商行以前在湖州以一百八十元每包的价格收购辑里丝，然后在上海以四百二十元左右的价格出售的；有了这些商行参一脚，辑里丝收购价立刻超过两百元，售价反而降到三百五十元。

    赵大贵找林阿钦、吴健彰和杨坊等人理论，问以前定下的价格同盟还遵不遵守，结果这些人一个表现得很惭愧，道了无数的歉，但就是不愿意在价格上让步，还说现在生意不好做，要赵大贵体谅一下。

    到了这一步，还有什么可说的，这几家是联合起来，合力对付大贵商行了。

    赵大贵如果想破局，就只能打价格战，跟这三家火拼价格，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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