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大贵回到上海后，先了解一下上海这段时间的情况，发现自家商行发展平稳，买地、造房子、买卖洋货、进行贸易，一切都做得有条不紊，甚至账面上还多了五万元的现金，却是自己南下这段时间的收益了。

    这一时期，上海的贸易市场又经过细分，分为物物贸易生意和现金交割生意，其中鸦片和洋布等的物物贸易占大头，现金交割生意占小头，但总量也不小。

    趁着其他商行沉醉于物物贸易的当口，大贵商行用心做现金交割生意，依靠自家商行垄断整个租界区域土地的便利，到处放广告牌，就是在吴淞江的灯塔上也放置硕大的木制广告牌，不断提高商行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利用这种影响力，大贵商行在现金交割生意上的占有率达到惊人的百分之八十，虽然总量没有以前那么大，但也能赚取稳定的现金呢利润。

    自家商行稳定发展，整个上海的商界就不是如此了。

    这段时间，洋布的零售逐渐缓慢，各家都有不少库存积压在手里，让代理洋布的中国商人们有些感到紧张，这反馈到洋行和买办们这边，就是开始对上海洋布贸易的前景开始犹豫不决了。

    甚至有人拿赵大贵说事儿，说赵大贵早前把库存清仓，就是因为看到洋布贸易无法长久，所以才提前退出的。

    不过，有这种忧虑的商人毕竟是少数，大部分商人都在削尖脑袋挤入洋布生意当中；就是担心洋布未来的商人，也只是觉得洋布可能卖得没有以前快而已，并不担心会出现应付不了的崩溃，还在一点点增加洋布存货，只是增加的速度没有以前快而已。

    “醉生梦死啊！”赵大贵冷笑一声，就不再理会。

    这洋布问题就是滚雪球似的，早晚有一天形成泰山压赵大贵在三个月内就花出去六十多万，当真是花钱如流水啊；

    而且，现在员工多了，产业也多，支出必然比之前只做商行和贸易的时候多很多：

    东方学院的两百名学者的工资水平定得很高，光是其年薪就要每年六万元以上；

    加上其他工人、员工以及维持工厂运转所需的资金，每年至少要支出二十万元以上。

    如此说来，赵大贵手中的二十万元资金其实只能维持一年左右的运转，如果不能尽快赚取大量钱财，就很容易出现资金断裂。

    更重要的是，赵大贵希望在1845年年底的时候手上至少有一百多万元的资金，以便能够浑水摸鱼，如此看来今年的赚钱任务很重啊。

    员工的暴增，经营项目的暴增，都带来极为严重的管理问题。

    先说这些学者们的问题，绝大部分西学派学者其实是名不副实的，大部分只是对西方的历史地理和国家概况比较感兴趣，读了魏源的“海国图志”之类的，但是基本的数理化知识极为欠缺，就是懂得英语的也只有寥寥几人。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具备后世小学以上数学水平的学者，只有李心兰、谢尔敦、杨威利等二十人左右，懂得物理和化学的人那就几乎没有；

    就是王韬也更像是业余爱好者，而且还是文科的，对自然科学感兴趣，但没接受过系统的教育。

    在这种情况下，东方理学院的西学教育，只能先从这些应该做老师的学者们开始，接着再教授那些普通学生。

    赵大贵便跟李心兰、麦都思、王韬等人商议，先开办面向学者们的英语课程和数学课程，让麦都思请来一些英语老师，李心兰等人教授数学，至于物理化学等，只能以后再说了。

    能读懂二十六个英文字母和十个阿拉伯数字以及加减乘除等数学符号，然后才能看懂物理化学书籍，不然就是把物理化学类书籍翻译成中文，缺乏基础知识的人照样看不明白。

    还好这些人号称学者，至少中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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