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另一个重要史料是米哈伊尔阿塔雷亚特（Michael Attaleiates）的历史，他在朝中占有高位，并根据其亲眼所见撰写了1034～1079年时期的历史。[4]颇塞罗斯属于官僚党，而阿塔雷亚特则支持封建军事贵族，他将自己的作品献给尼基弗鲁斯伯塔奈亚迪斯（Nicephorus Botaneiates，1078～1081年在位）。他最初是在罗曼努斯迪奥格尼斯（Romanus Diogenes，1068～1071年在位）时期升任重要职位的。自这位皇帝登基后，其记述开始变得更加详细，也更加主观。约翰斯西里兹斯的编年史的最后部分涉及了这个时期，直到依沙克科穆宁就职为止，这部分相当重要；另一方面，斯西里兹斯的续编涉及1057～1079年的历史，但没有什么价值（参见第184页），其内容主要摘抄自阿塔雷亚特的作品，还偶尔使用颇塞罗斯的作品。约翰左纳拉斯（John Zonaras）的《编年史》涉及斯西里兹斯和颇塞罗斯时期的内容都摘抄自他们的作品，还有一小部分来自阿塔雷亚特的作品。左纳拉斯还使用了一些我们不太了解的重要史料，这些材料及他处理史料时特殊的方法使其作品具有重要价值。[5]

    关于这个时期拜占廷的外jiāo史，特别是内政史的极为重要的史料是西高门努斯（Cecacomnus）的所谓《军事战略》。这篇论文显然写于米哈伊尔七世统治时期，是为其儿子撰写的，还结合了他自己的经验，提出好的建议。这一有趣且重要的作品显然只保留在14世纪或15世纪莫斯科手抄本里，该作品之后还有一本小作品，内容是对皇帝的忠告，可能是对阿莱克修斯科穆宁（Alexius I Comnenus，1081～1118年在位）的忠告。关于该作品的作者是谁，目前还是个缺乏肯定且满意答案的问题。[6]

    有关司法状况、管理办法、税收制度、农业状况和类似问题研究的最丰富的史料可以在所谓的《案例》一书中找到。该书包括首相尤斯塔修斯罗迈乌斯（Eustathius Romaius）完成的大量法规，显然是1034年以后某个年头由这位杰出的拜占廷法官的下属收集整理并编纂而成的。[7]

    零星记载更早时期历史的文献证据自11世纪下半叶以后变得更加丰富，[8]对了解帝国内政史颇有助益。[9]修道院档案文献在这方面特别重要，[10]其中以记载历史为目的一些极为重要的文件是皇帝法令。

    这个世纪教会的中心事件即1054年两大教会之间的分裂完全被当时的拜占廷历史作家所忽视。最重要的西方文献为后来的拉丁作品提供了史料，主要有《回忆简记》，[11]显然是由红衣主教宏伯特（Humbert）撰写的。有关的详细记载可以在当时希腊教会和拉丁教会领袖们之间的通信中找到，[12]特别是在米哈伊尔克鲁拉利乌斯（Michael Cerularius）致安条克的彼得（Peterof Antioch）的两封信和后者的回信中找到，教皇利奥九世（Pope Leo IX）致皇帝君士坦丁九世（Constantine IX）的信、致米哈伊尔克鲁拉利乌斯、奥赫里德的利奥的信，以及致安条克的彼得的信。[13]正如A.米歇尔（A.Michel）已经指出的那样，以教皇名义写的这些信，特别是那封与克鲁拉利乌斯进行激烈争吵的信就是红衣主教宏伯特写的。[14]同一学者还发表了红衣主教宏伯特撰写的关于圣灵移动问题的论文，还有许多这个时期的其他神学作品，包括米哈伊尔克鲁拉利乌斯的包罗万象的《俯瞰》。[15]

    第一节　拜占廷中期政治制度的瓦解

    瓦西里二世的去世标志着拜占廷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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