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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梅尔雷(P.Lcomrle)的《库特lún穆斯档案》(阿索斯圣山文献集第二辑),巴黎1945年版;道尔格的《圣山抢救文献宝藏》,慕尼黑1948年版(进一步的细节见“史料”部分)。这些出版物在许多方面比早先的出版物更好些,它们以临摹文献和印章的形式复制文件,提供了更好的文本,并且附有详细的专家注释和完整的索引。

    对文献的日益关注反映出学者们尽可能力求准确地重新构建拜占廷国家内部生活的现代研究趋势,他们希望更加清楚地勾画出拜占廷统治管理制度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图画。[7]早在1904年,卡尔科隆巴赫尔就在“科学院国际协会”奠定了《中世纪和现代希腊文献总目》的基础,拜占廷学者为此做了大量前期工作,但还是由于当前学者的努力才使大量的重要史料变得有用,大量很有意义的专题研究成果才得以发表。[8]这项工作的推进特别得力于道尔格开拓xìng的工作,尤其是在拜占廷外jiāo和古文书学领域,例如他于1931年出版的《拜占廷皇帝谱牒》(慕尼黑版)和《东罗马帝国皇帝的文献》,后者启动了拟议中的《中世纪和现代希腊文献总目》工作,于1924年、1925年和1932年分别出版了3卷,涉及565~1282年的文献(慕尼黑版)。新出版的这套作品是所有拜占廷历史学家极为重要的工具书,因为它提供了完整的文献目录,以及考据训诂xìng注释,既包括那些实际现存的也包括那些其他史料提到但已经散失的帝国文件。塞克(O.Seeck)于1919年出版的《皇帝和教皇文献》(斯图加特版)包括了311~476年的帝国文献。格鲁梅尔(E.Grcoml)的《君士坦丁堡大教长的档案与文献》则编辑了君士坦丁堡大教长的文件,该书的3个部分涉及381~1206年的文献(1932年、1936年和1947年版)。

    [1]近年来,对拜占廷史研究越来越关注碑刻铭文,特别是钱币和印章铭文资料。钱币和印章提供的证据对解决各种难题,特别是涉及拜占廷帝国的内政史提供了极大的帮助,而且常常是关键xìng的帮助。钱币史料一方面对于货币流通和经济史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史料,另一方面钱币上的图象印模是皇帝权威的象征xìng表现,对于我们今天调查研究统治管理史,其价值不用说也是绝对无法想象的印章学证据。同样,该项研究尽管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是关于这种重要史料的一般xìng认识确实还远远滞后于学术需要。多亏有劳lún特编辑出版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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