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斯（John Argyropulus）和贝萨隆（Bessarion）在西方肇始了希腊哲学研究。从一开始，拜占廷帝国在西方就被认为是发现古典世界宝藏的仓库，西方人对持基督教分裂教义的拜占廷帝国本身没有什么兴趣。随着希腊语言在更广泛范围的传播，旅行者更频繁地参观访问拜占廷古老文化的中心，人们更多地通过拜占廷历史的解释者阅读古典文献，这一切都为真正致力于拜占廷帝国本身的研究铺平了道路。而且，由于拜占廷历史尚未占有其应有的地位，因此，人们常常不对古典作家和拜占廷作家做任何区分，古典文本的编辑中有时包括拜占廷作品。

    第一位将拜占廷历史当作一门独立的历史并认识到其独特xìng的学者是梅兰西顿（Melanchton）的学生赫罗尼姆斯沃尔夫（Hieronymus Wolf，1516～1580年）。他是奥格斯堡的富格尔家族的图书管理员和秘书，对拜占廷和古典作家有极其浓厚的兴趣。他在安东富格尔（Anton Fugger）的帮助下，出版了约翰左纳拉斯（John Zonaras）的《编年史》、尼西塔斯侯尼亚迪斯（Nicetas Choniates）的《历史》和尼基弗鲁斯格里高拉斯（Nicephorus Gre-goras）的《历史》。沃尔夫是第一位认为拜占廷历史应该占有自己独特位置的学者，他酝酿了出版《拜占廷史料大全》的思想。

    沃尔夫的工作为其他学者所继续。新人文主义激发起研究精神，而在反对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人斗争问题上的政治和教会利益、天主教统一运动和新教对反教皇的拜占廷帝国的同情也都进一步激发起研究的热潮。西方人文主义者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在不同地区、以不同方法推动进行拜占廷历史和法律的调查研究。这项工作的伟大先驱包括：在德国有沃尔夫的学生威尔海曼赫尔兹曼（Wilhelm Holzmann）和大卫赫施尔（David Hoeschel），还有杰出的法学家约翰尼斯lún克拉维乌斯（Johannes Leunclavius）；在法国有博学的耶稣会士们如迪尼斯比陶（Denis Petau）；在尼德兰有沃尔坎努斯（B.Vulcanius），特别是荷兰的约翰尼斯缪尔修斯（Johannes Meursius）；在意大利有希腊东仪天主教会信徒如尼古拉斯阿林曼努斯（Nicholas Ale-mannus）和利奥阿拉提乌斯（Leo Allatius）。

    在最初阶段，拜占廷研究通常局限于编辑史料和将它们翻译为拉丁语，对拜占廷作家的选择多多少少带有随机xìng。学者们并没有关于可用材料的远大设想，也没有清晰地确定行动计划。开端并非轰轰烈烈，但同样是意义非凡。

    正是在17世纪中期的法国，拜占廷研究真正开始兴盛起来。路易十三（Louis XIII，1610～1641年在位）时期的宫廷文化活动，特别是在路易十四（Louis XIV，1643～1715年在位）统治期间，拜占廷历史成了一个热点。编辑工作不再是偶然随意的事情，个别单独的努力被联合在统一精心策划的计划中，这有助于繁荣和充分利用严谨的学术中那些新鲜的不断发展的兴趣。在路易十四和柯尔贝特（Colbert，1619～1683年）的保护下，著名的卢浮宫出版机构开始出版伟大的拜占廷历史学家丛书。出版的第一部书是1645年问世的约翰六世的《历史》。1648年，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VII，905～959年）的《法律选编》问世，在该书的前言中，拉贝发出呼吁，提出了出版拜占廷历史学家文献大全的计划，他强调拜占廷历史的重要xìng，提请各国学者们通力合作。此后10年，这项工作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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