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之后，奥斯特洛格尔斯基转向了对其他重要时期的拜占廷史、拜占廷文明的宗教根源、精神生活和意识形态的研究，这些主题如同农耕史一样成为他喜欢研究的内容。[7]同时他还出版了有关编年纪、历史编纂学和政治史的研究成果，[8]展示了他对所有历史主题的异常广泛的兴趣。

    奥斯特洛格尔斯基在德国著名大学的学习经历，在巴黎的一个重要的拜占廷研究中心的居留研修，以及他在德国开始的辉煌研究和执教事业，无疑对他的学者生涯有着重要影响。我无法设想，如果他留在德国，会是怎样的事业前程。但我认为，他离开德国实际上是幸运的1933年他接受贝尔格莱德大学的邀请，前往南斯拉夫工作因为德国的恶劣事态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这样说，不仅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事实，即他在南斯拉夫对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贝尔格莱德创建了拜占廷研究学派和一个研究中心，而且主要基于新的环境（巴尔干地区同时也是斯拉夫的环境）对他的人格和著作的影响。在这里，他置身于古老的拜占廷的领土。这片土地在中世纪与拜占廷密切相关，并且仍然存留着这种密切关系的物质和精神上的遗迹。而且，同样重要的是，他在这里度过了战火纷飞的岁月，经历了获得解放和社会复兴的美好时光。南斯拉夫人民已经接纳他为自己的家庭成员，他与南斯拉夫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接受了新的社会观念的影响。至少在我看来，所有这一切都以其特有的方式在他的著作中留下了众多痕迹。

    奥斯特洛格尔斯基在33岁时此时他正在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院任拜占廷学教授接受慕尼黑《考古学指南》编辑瓦尔特奥托（Walter Otto）的请求，为这套著名的丛书写一本拜占廷史，以便填补很久以来他已感受到的一个空白。[9]这个建议并非出于逢迎，而是对他当时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及其在学术界获得的声望的承认，同时，对这位年轻学者也是一个巨大的机遇。正如他后来所说，他必须具有年轻人的勇气，才能接受建议，写出一部通常应在盛年时期完成、也是终生事业的代表xìng综合著作。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接受这个建议，完全是因为他对整个拜占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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