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连努尔哈赤都没闲着。不是没钱没粮打仗吗？那好，我就主动减少人口，省出钱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啊！

    当然，被主动减少的人口肯定是那些不甘为他所豢养、为他提供粮食和工业制品的汉人。天命十年十月初四日，努尔哈赤下达长谕，历数汉民不忠，叛逃不止，命令八旗贝勒、大臣，带领兵士，分路前往，屠杀反金官民。他谕告群臣说：“我等常豢养尼堪，而尼堪却置办棍棒不止。著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各往其屯，去后，甄别屯中之尼堪。——此等之人，皆另行甄别正法。”那些领兵的贝勒、大臣领得汗谕，大开杀戒，哪里还顾得上去甄别。他们逢人便砍，见人就杀，搞得辽东天昏地暗，十室九空，也使得辽东以外其他明国辖地的汉人，闻之“肝胆俱丧”，切齿痛恨。这次大屠杀究竟杀了多少人，清朝官书没有记述，但从生员之例，可以有些了解。辽东25卫中，有14所学校，即一个都司学和13个卫学。到了天启元年，即金军人驻辽东之时，辽东地区的生员，少说也有几千人，很可能有一二万人，但是经过屠杀后，除了早已逃入关内得以保全性命的生员外，辽阔的辽东地区，只剩下300余名生员，可见其杀人之多，诛戮之惨。辽东军民更加厌恶金国统治，“叛逃不止”，没有多久，强迫编隶拖克索的尼堪阿哈竟“逃亡殆尽”，连相当多的汉官都动摇了，也反对这样不分官民见人就杀的野蛮罪行，暗和明国秘密联系，待机反正，金国的统治更加不稳。

    二、

    在整个天启五年，王进贤的工作重心都放在对山东省的改革和登州、莱州的深化改革之上，他知道时不我待，他只有短短的三年时间。在这三年时间里，他必须拥有巩固的根据地。因为过了这三年，作为阉党骨干分子的他不可能不受到崇祯帝的清算。如果没有巩固的根据地，没有一支足够强大且忠实于理想的武装力量，那么到时候被清算的概率是百分之百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放松对后金政权的抗击，只有给予后金政权以足够的压力，后金政权才无法纠集足够强大的力量来压迫山东镇布置在辽东半岛上的力量，更不要说给山东省以压力了。只有这样王进贤才可以放开手脚在山东省大兴改革之风。

    在整个天启五年的春夏秋三季，王进贤虽然人不在辽东，但是根据他的命令，山东省三大野战营——登州营、即墨营、文登营，以及两支主要水上作战力量——水师右营和水师中军营，根据山东省总兵府参谋总部的规划，都在一刻不停的对复州、盖州、海州，乃至辽阳进行大规模的武装骚扰，这种骚扰密度之频，规模之大，组织之严密，都超出了后金政权的预想，也使得他们无力应对。直到临近封冻，对于辽东半岛的骚扰才偃旗息鼓。而此时，已是深秋，后金政权在复州和盖州的农田颗粒无收，即使在海州，也有一多半的农田绝收。

    这个冬天对于后金来讲是十分艰难的，对一个国家、民族、政权来讲，对一个家庭和个人来讲，如果没有粮食，没有保障生存的根本，人世间的一切都是虚无。后金政权屠杀了大量的汉民，不但没有有效减少争食的嘴巴，反而使得大量土地撂荒。民不聊生，物价飞涨，后金政权的经济体系已经崩溃。一个依赖抢掠来维持的政权，连着三年抢不来东西，坐吃山空是非常可怕的。

    站在后金统治新的中心——沈阳举目四望，西面和北面是蒙古诸部，穷的掉渣，没什么油水；东面是朝鲜的北部并驻扎着明军毛文龙部，同样没什么油水，中朝边境崇山峻岭，打起来还挺费劲；东南面是辽东半岛，王进贤那里倒是有些油水，但是所有好处都集中在严密防守的两个城堡——金州和旅顺中，而且王进贤点子很硬，不好对付，去那里抢东西费效比太差；辽西的油水也很足，可惜这几年负责辽西防务的是孙阁老，他在辽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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