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和德川家族的联姻，进一步提高了王进贤在日本的地位和威望，使其在日本的处境有了极大的改善。日本的上层人士都知道：这个人不但是中华的大官，还是德川现任大将军的女婿，天皇的担挑。

    有了这一层关系，王进贤已俨然成为在日本华人的领袖。王进贤倡议的长崎华人商会得到大家的热情支持。在王进贤回到长崎之后，按照王进贤的意思，商会筹备会议立即召开。来自中国各地的在长崎生活的华人汇聚一堂，共同探讨贸易发展的大计。大家一致拥护成立长崎华人商会一事，并推举王进贤作为商会会长。

    王进贤心想：我就来这么一趟日本，今后大把的时间都在中国，哪里有时间在长崎当什么商会会长，于是便推辞了。谁知道这一推辞不要紧，一下子找不出能当会长的人了。各个派别为了让自己人当上会长，争得是不亦乐乎。面对这种情况，王进贤不能不站出来表态：“既然选不出其他人做会长，我就勉为其难，做个挂名的会长吧。”这才暂时平息了争吵。王进贤心中暗暗叫苦：选个会长都这么难，下面还不知道会怎样呢。自己当会长只是暂时转移了矛盾，商会还给有个管事的副会长吧，到时候也给争个头破血流。

    果不其然，用不着等到选常务副会长的时候。在讨论商会的核心功能——如何协调解决争端的机制和人选时，会场又一次陷入激烈争吵。要不是被人劝开，刘觉和一个福建商人几乎大打出手。整个会场一片乌烟瘴气，筹备会议最后不欢而散。

    在资本主义的所谓“萌芽”时代，也就是封建主义行将瓦解的时代，所谓行将瓦解也就是没有瓦解，封建专制还是在社会统治中占据主体地位。也许，现阶段，大规模的人民自主还不现实，大多数水手在陆地上只干四件事：吃饭、睡觉、嫖妓、赌博。能参加商会筹备会的人，已经算不得最基层的人民了，即使如此，地域观念、知识层次、眼光和偏见依旧阻碍他们有效地自己管理自己。“民主”是个美妙的词汇，是21世纪人人都向往的词汇。但是如果人民没有自主的素质，没有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那么民主往往是一场灾难。自由、平等、民主、博爱，无一不是时代的潮流，而非必然的选择。在商会的筹备这件事情上，王进贤也许就是太相信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素质了。或许确实该借鉴一下美国的经验，组织社会的上层进行探讨，形成一致意见后，再加以施行。

    “自由”是英国资产阶级立国的基石；“平等”是法国立国的基石，而“民主”则是美国的立国之基。而在美国这个“民主”之花绽放的地方，其体系框架却是由封建庄园奴隶主和大资产阶级架构的，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无法得到有效的实施。1787年5月至9月，“以修改《邦联条例》为唯一的和明确的目的”、“使全国体制足以应付政府的紧急事务和保全联邦”为名义，除罗德岛之外的当时美国12个州的55名代表会聚费城，由乔治·华盛顿任会议主席，经过116天的多方讨论、协商和妥协，制订出一部新宪法，即1787年美国联邦宪法。这个会议虽然奠定了美国立国之基，但是却是社会上层的少数人士故意避开广大人民进行的。所谓的“民主”只存在于社会上层之间，这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改变。直到第三任总统杰佛逊时代，人民的民主才第一次成为一种政治力量登上舞台。然而，杰佛逊所期待的民主事实上是农民民主，和现代民主并不相同，那是一种田园牧歌式的幻想。真正的美国民主，还要等到20世纪初。

    现在的主要任务是资产阶级革命，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大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化的大地主，由他们领导人民进行革命。而大规模的人民民主革命的时机尚不成熟，那需要等到工业化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的壮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识字的普及，中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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