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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犹豫不定,从1450-1640年普遍扩张的“延长的16世纪”的角度来描述欧洲的世界经济的起源。在第二卷(1980)分析1600年到1750年的(现代世界体系的)“巩固”时期和第三卷(1989)分析1730年到1840年“第H个大扩张时代”时,他越来越多地运用比较短的康德拉捷夫(?)长周期。乔舒亚·戈德斯坦(198)也是用康德拉捷夫“长”周期来研究重大战争的发生时间。他的研究利用了布罗代尔(1992)和我(1978a)对前几个世纪的研究成果,追溯到16世纪。

    更近的情况是,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199)把世界范围的康德拉捷夫分析推至更远的时间,试图从公元930年开始确定大约50年一循环的周期。这就使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成为第19个康德拉捷夫周期,而不是第5个周期(康德拉捷夫的大多数追随者的看法),也不是大约第11或第12个周期(Fran1978a,Goldstein1988)。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在930年到1250年的宋代中国发现了连续4个康德拉捷夫周期。但是从那以后(我认为这正是他们的研究的主要局限所在),他们认为,康德拉捷夫波动的技术创新动力和世界经济中心转移到西欧。在他们看来,推动他们所谓的19次康德拉捷夫周期的“技术创新”的发源地是从1190年以后的第5个康德拉捷夫周期开始从中国转移到欧洲:“继家代中国之后,变革的领导权转移到热那亚和威尼斯,然后又向西转移到葡萄牙,最后转移到全球体系的主导国家”(ModelskandThompson1996;原未刊稿1994:225,表7.2,8.3)。

    但是,根据前面所展示的许多证据,世界经济及其领导中心(如果有这种领导中心的话)至少直到1800年为止都始终在亚洲。这种明显的矛盾至少可以通过考察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所确认的技术创新部门来解决。最初的4个康德拉捷夫周期是从印刷术和造纸术开始的,这些技术创新都发生在中国。从他们所谓的始于1190年的第5个康德拉捷夫周期起,技术创新都发生在欧洲。但是,让我们来看看这些欧洲的技术创新的实际情况:始于1190年的第5次康德拉捷夫周期的创新是香料市场。然后直到第12个康德拉捷夫周期结束的16世纪80年代为止,技术创新先后是黑海贸易、威尼斯大帆船舰队、胡椒、几内亚黄金、印度香料、波罗的海一大西洋贸易。在17世纪,第13和第14个康德拉捷夫周期的中心分别是“美洲一亚洲贸易(种植园)和美洲一亚洲贸易”。最后,只是在1740年以后才轮到棉花和铁(但是似乎早了点,因为英国的棉纺织技术发明是从18世纪60年代才开始的)。19世纪的创新是蒸汽利用、铁路以及钢、化学和电气。20世纪的创新是汽车、宇航、电子技术以及信息产业。

    不管怎么样,从第6个康德拉捷夫周期(125年)到第14个康德拉捷夫周期(1688—1740年),除了两个例外,其他所有创新都与亚洲贸易有关:黑海贸易、“威尼斯”大帆船、胡椒、香料,尤其是“亚洲贸易”。两个例外是几内亚的黄金(也是用于支持亚洲贸易的)和波罗的海一大西洋贸易。另外,在始于1740年(虽然太早了点)的第匕个康德拉捷夫周期之前,这些创新没有一项发生在工业和制造业部门。看来,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在辨认世界经济的欧洲“中心’发生的“创新”时也不免犯“张冠李戴”的错误。因为这些创新不过是欧洲人争取从亚洲的真正经济活动中心谋取好处的漫长努力的反映。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199;原未刊稿1994:217)承认,从第5个到第9个康德拉捷夫周期,“在另外两三个世纪里,直到哥lún布时代在内……中国市场仍然是世界贸易的磁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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