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品和大米。它的一些产品沿着科罗曼德尔海岸运向南方，一些产品则直接或间接运往西海岸的坎贝或苏拉特，或者从海上向西运往西亚和欧洲，向东运往东南亚和中国。由此，孟加拉吸收来自各个方向的、包括从西藏、云南和缅甸的陆路以及从缅甸经由孟加拉湾来的白银和黄金。孟加拉在1670年提供了印度进口总额的20％，整个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总额的15％，在1700年提供了二者进口总额的大约35％，到1738——1740年则提供了几乎高达印度进口总额的80％和Th者总额的66％。在普拉西战役刚刚结束后的1758—176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贸易中的印度份额占80％。以后，由于中国份额从一个世纪前的零上升到1740年的12％和1760年的34％，印度的份额也就下降到52％。但是，到这个时候，孟加拉的出口物有一部分是鸦片。英国东印度公司用鸦片代替一部分白银，支付给中国（Attman1981：51）。

    乔杜里（1978：207）根据孟加拉自1770年起发生的多次大饥荒得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结论：直到18世纪前期，在其他地区农业歉收对，孟加拉一直是可以依赖的粮食供应地。柏林（1983：53）得出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结论是：“在欧洲历史学的众多研究中，缺少对17世纪（孟加拉或印度其他地区）纺织业的研究专著”（拉马斯瓦米1980年的著作和乔杜里最近于1995年发表的著作似乎是例外）。

    （七）东南亚

    东南亚一直受到历史学家的冷落。历史学家往往要么根本无视，要么只是简略地提及1500年以前的东南亚，而用浓墨重彩描述1500年以后欧洲人在那个地区的活动。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东南亚及其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的历史作比较详细的回顾。这里至少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开始栽培水稻，这里还有公元前1500年铜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公元前500年铁器时代的考古发现（Taring1992；185）。东南亚的世界贸易联系也可以追溯到七千年前。彼得·弗朗西斯（1989，1991：40）在对串珠（串珠在考古记录中是保存最好的东西）制造情况进行研究后认为，印度东部的阿里卡梅度（Arikcomdu）曾经是“印度一罗马的‘贸易大站’，但是它的东方视野比西方视野要远得多”。中国东汉时期的文献也证明，公元2世纪，中国与东南亚有重要的贸易活动，而且这些文献还显示在公元前2世纪就有这种贸易活动。

    到基督教纪元初期，这些贸易路线继续延长，把原先东南亚各地孤立的jiāo易体系联结起来，纳入一个巨大的网络，这个网络从西欧通过地中海盆地、波斯湾和红海延伸到印度、东南亚和中国……这个网络被人们称作世界体系。

    东南亚曾经是世界上最富裕、在商业上最重要的地区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东南亚最发达的生产和贸易区却位于被中国称作“扶南”的临南中国海的东南亚半岛东侧，而不在克拉地峡的印度洋一侧。但是，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和欧洲文明的角度看，更不用说从后来的葡萄牙人、荷兰人和其他欧洲人的利益看，东南亚只不过是由一些微不足道的民族占据的中间站。甚至阿布一卢格霍德（1989：282ff）也没有给东南亚应有的地位，而把它看作是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边睡”贸易中心区。

    但是，考古和历史资料都显示，在基督诞生之前和之后的漫长时间里，一直有一个广大的具有高度文明和生产力的东南亚地区。无论在东南亚的陆地还是在附近的岛屿，早就出现了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国家有越南的越（Viet）和占婆（Champa）、高棉柬埔寨的吴哥、缅甸的勃固、逞罗的阿育他亚、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以及室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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