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森等马克思主义者的精彩批判中就令人信服地指出，这些人关于封建主义、绝对主义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分析以及“他们对欧洲的特殊xìng…与所谓的优越xìng的迷恋”乃是西方“文明的自负”，是“披上历史外衣的意识形态”和“徐成红颜色的东方学”，即“另一种方式的东方学的延续”。有一些社会理论家也会反驳马克思（据说是赞成斯密），但是他们一致赞同马克思的说法：1492年和1498年是人类历史上两个最伟大的时刻，因为在这两个时刻，欧洲发现了世界。他们从来不考虑，世界一直就在那里存在着，至少是它的＊洲一亚洲部分早就在塑造着欧洲。实际上，著名的欧洲中古史专家亨利·皮朗就强调欧洲的极端依附xìng，因为他在1935年已经指出，“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查理曼。”但是，历史学和社会理论从那时以来却一直标榜所谓的（西方）欧洲人的独特xìng，而且说由此产生了“西方的兴起”。更糟糕的是，据说欧洲人还不得不承担起白人推广文明的使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传播”当做欧洲和西方给予人类的礼物面推广到全世界。韦伯当然赞同马克思关于欧洲起源和“资本主义”特征的全部说法，也赞同桑巴特的有关说法。韦伯只是想把这些说法表述得更好一些。桑巴特已经把欧洲的合理xìng以及他所谓的犹太教根源说成是“资本主义”及其在欧洲的“诞生”的绝对必要条件。韦伯也接受了这种说法。他进一步修饰了所谓以水利为基础的“东方专制主义”的论点，断言亚洲单靠自身没有能力推动经济发展，更不用说“资本主义”发展了。但是，韦伯殚精竭虑地研究了亚洲各个文明的“城市”、“宗教”以及其他方面。这位研究官僚制的大学者不得不承认，中国人懂得如何管理官僚体制以及整个国家。另外，他比马克思有更多的条件看到西方的金钱是如何进人亚洲各个部分并在那里循环的。

    韦伯对亚洲实际情况的了解更多一些，这就使得他的论述比马克思的粗糙说法更复杂、更精致。例如，韦伯承认，亚洲有大城市。因此，它们就必须被设法说成在结构与功能上与欧洲城市有“根本区别”。威廉·罗在研究中国城市汉口时仔细考察了这一论点，揭示了韦伯在这方面的错误。

    为了进一步批判欧洲中心论以及韦伯理论，让我在此援引特纳的论述：

    伊斯兰社会从一开始就陷入停滞或不断衰落。因此，是用缺乏（所谓的）西方的一系列特征来界定这些社会的——没有中产阶级，没有城市，没有政治权利，没有革命。

    这些特征的缺乏…被用来解释为什么伊斯兰文明没有产生资本主义。

    如果韦伯本人不能在他所研究的东方社会发现所有这些因素的缺乏，那么最根本的差异，即缺乏的要素（据说“西方”拥有而“其他地区”没有的要素）是什么呢？在马克思看来，所缺乏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韦伯则增添了一种缺乏的因素，即适当的宗教及其与其他因素配合而产生的“资本主义方式”的运作。韦伯辛勤地研究了各种主要的世界宗教，得出的结论是，它们都包含着一种基本上属于神话的、神秘的、巫术的因素，简言之，包含着一种反理xìng的因素，因而“必然”阻碍它们的真诚信徒去理xìng地把握现实。这与欧洲人的理xìng态度截然不同。只有欧洲人是“新教lún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受益者。韦伯认为，这种lún理和精神乃是资本主义的全部实质。韦伯的态度与马克思的态度其实是殊途同归。而且，韦伯的论点比马克思的论点更难让人理解。

    这种理xìng精神据说是一种秘密的酵母，它与其他因素结合而造成“西方”而不是“其他地区”的兴起。亚洲人因为没有它而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因而根本不可能真正地“发展”起来，即使他们发挥城市、生产和商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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