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se－Dunn）开始与托马斯·霍尔（Thomas D．Hall）合作。克里斯是一个数字专家，他给了我许多帮助，对我和另外一些学者的依附理论进行了“验证”并提供了证据。另外，我们两人也不约而同地开始尝试着把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分析纳入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分析中。霍尔把对西南美洲的部族社会研究扩大到对其他游牧民族的研究，而且与蔡斯一邓思一起对世界体系“边缘”或暂时处于“世界体系”之外的“边疆国家”进行了研究。他们两人合作，基于对若干小型的和大型的“世界体系”的比较分析，着手建构更宏观的世界体系。这些小型和大型的“世界体系”包括吉尔斯和我研究的一些小型坦重要的“世界体系”，以及大卫·威尔金森（DavidWilkinson）提出的“核心文明”，蔡斯一邓思和霍尔重新组合和命名的“核心世界体系”。

    蔡斯一邓息还敦促我参加了文明比较研究国际学会（ISCSC）的1989年年会。在会上，我见到了威尔金森和斯蒂芬·桑德森（Stephen Sanderson）。接着，我又出席了世界历史学会（WHA）的1989年年会，见到了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McNeill）。他激励我树立起研究历史的信心。WHA新创办的世界历史杂志）的主编杰里·本特利也出席了这两个大会，随后发表了我对阿布一卢格霍德著作的评论和我的另一篇文章《对世界体系史的期望》（Frank 1990b，199la）。桑德森还在他的著作《社会转型》（1995）中对平行的分支进行了研究。这部著作包括一项与英国进行比较的日本发展研究——我在本书中使用了这项研究的成果。桑德森随后又主编了ISCSC的杂志（比较文明评论》的一期专刊，由此产生了他主编的一部比较研究著作《文明与世界体系》（1995）。这部著作包括上面提到的许多作者的文章以及我的文章《重看现代世界体系：重读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著们。这一时期，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和威廉·汤普森（William R．Thompson）（1992，1996）也扩展了他们长期合作的领域，从早期偏重于1494年以前欧洲世界的政治霸权和战争，扩大到研究自公元930年起中国的革新和康德拉捷夫周期以及史前的世界体系演变。我在《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中的前言中已经表达了我对这些同道以及朋友们的合作、帮助和鼓励的感谢，在此我还要重申这种谢意。

    这部由我和吉尔斯主编的著作的宗旨是，沃勒斯坦所谓的“现代”五百年的世界体系的那些特征也可以在至少上溯五千年的同一体系中看到。大卫·威尔金森、乔纳森·弗里德曼（Jonathan Friedman）和凯萨·埃科尔姆（Kaisa Ekholm）也持有类似的论点（他们的论点是早就独立提出来的，此时相互产生影响）。我的朋友（以及关于最近时代的另外两部著作的合作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和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各写了一章，不赞成推到1500年以前的论点。沃勒斯坦（1991，1993）捍卫他的“世界一体系”论，反对我的“世界体系”论，依然主张我们应该‘北稳舵柄”（Wallerstein 1995）。他和阿明在为一部讨论我的思想的文集（Chew and Denemark 1996）所撰写的文章中继续坚持他们的立场。阿布一卢格霍特在这个问题上不愿明确表态，认为无法说清我们讨论的究竟是同一个世界体系，还是现代的一个新世界体系（Frank and Gills 1993）。

    世界历史的现代“开创者”威廉·麦克尼尔欣然地写了一个前言（而且是以“历史学家代表的身分’动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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