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明查暗禁，有目录可查的达203种，其中仅邹韬奋一个人的着作就有12种。7月，guó mín dǎng方面提出生活书店与党办的正中书局、独立出版社联合或合并，由邹韬奋主持，对外名称照旧，政府对生活书店投资，被查封的分支店可以考虑恢复。并表示这是蒋介石本人的主意，不能违反，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面对权势的威逼与利诱，邹韬奋当场回答：

    我认为失去店格就是灭亡，如其失去店格而灭亡，还不如保全店格而灭亡。我的主意已决：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熊复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史》，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页217。

    新知书店的情况也类似，2月初衡阳分店被封，6人被捕。金华、丽水、宜山、柳州、襄阳等地分店陆续被捣毁、封闭或被迫停业，只剩下重庆、桂林等地4个分店。

    4月，邹韬奋等在参政会上提出《严禁违法拘捕迅速实行提审法以保障人民身体自由案》，作最后的努力。

    4月18日，西安李敷仁主编的《老百姓》报被guó mín dǎng当局勒令停刊，共出版了113期。短短几年间，李敷仁在资金匮乏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将《老百姓》真正办成了深受底层老百姓喜爱的通俗报纸，三次拒绝guó mín dǎng当局的收买。虽然最后的结局早在意料之中，但李敷仁还是无比痛心地说：“我的孩子被扼死了。”

    5月13日，湖南当局以“言论荒谬，内部复杂”的莫须有罪名查封邵阳《力报》，逮捕康德、严怪愚、冯英子三人。

    guó mín dǎng统治时期，办学术xìng杂志也要经过三道关：（1）社会局，（2）市政府，（3）guó mín dǎng省（市）执行委员会，图为叶圣陶主编的《国文》杂志的“登记”通知书

    6月13日，guó mín dǎng电令查禁máo zé dōng的《新民主主义论》，“凡遇有宣传此类名词之文字，应一律检扣或删削。”16日，guó mín dǎng中宣部致函战时新闻检查局，传达蒋介石手令：所有稿件，“凡意存挑拨、攻击或煽动者，绝对不应刊载”，“对投稿人务取得其真实姓名地址”，“违反该项规定，即严加检扣，倘不遵从，严予论处”。在这一禁令下，guó mín dǎng当局加紧了对重庆《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及其他报刊的限制和迫害。

    9月6日，guó mín dǎng政府公布《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19条。9日，guó mín dǎng中央党部给各省下达了以卑鄙手段捣毁中共书店的密令，要求“对外绝对秘密，以免对方借口。”

    广西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编印的《取缔书刊一览》第一辑，收入了两年来通令查禁的书刊720多种。

    在上海“孤岛”，7月1日，汪精卫粉墨登场之后，汪伪“南京政府”发出对83人的“通缉令”，其中上海报界就占了49人，包括《申报》的金华亭、胡仲持、马荫良，《新闻报》的汪仲韦、顾执中，《大美晚报》的张似旭等，基本上是活跃在上海“孤岛”的抗日报人。

    7月19日，《大美晚报》经理张似旭首先遭到暗杀。

    7月21日，张似旭的追悼会尚未举行，上海大光通讯社社长邵虚白又遭暗杀。

    8月15日，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校长、《新闻报》采访部主任顾执中遭到qiāng击受伤，幸免于难。

    8月19日，《大美晚报》国际新闻编辑程振璋遭暗杀，21日身亡。

    1940年的编年史上洒满了坚守“孤岛”的报人们的鲜血，他们大部分都和朱惺公一样，无党无派，但他们都是中国人，在民族大义面前，他们没有选择苟且偷生，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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