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抱住，又夺走他的qiāng支。第四名巡捕也因上述同样方式失去了武器。匪徒作案后，即逃往日租界。

    一夜之间接连发生几起匪案，作案匪徒均来自日租界，能cāo半生不熟的日语，事后又都逃往日租界，此可疑者一。华界、法租界的警捕均为匪徒袭击，甚至被打死，恰恰日租界无一警员受袭击，此可疑者二。夜静更深，qiāng响数次，均在日租界附近，却不见一个日方警员出现，此可疑者三。综合以上疑点，联系日本军警工作的高效率，可以认定，若无日方的默许和配合，匪徒决不可能干深夜如此自由地出入日租界，也不可能不破日方警察抓获。“大汉义军”和“华南军”

    从1933年到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把华北从中国分裂出去，不仅指使汉jiān大搞“华北自治运动”，还纠集伪军向各地进攻。在这些yīn谋中，土匪都是被日方当作棋局上的卒子使用的。1933年日伪从热河进攻察东的多lún、康保、宝昌等县时，曾收买当地土匪李占元、老儿子、老大王、杨老八等股，到处烧杀。1935年上半年，日伪再次进犯察东，仍旧利用当地上匪助架为虐。下半年，在冀北长城各口附近分股滋扰的张龙武、老耗子、刘黑七等匪徒，也是受到日军的支持的。

    1936年，蒙jiān德王在日人导演下，成立了伪蒙自治政府，以胡匪出身的李守信为伪军头目，进攻绥远。为配合伪蒙军的攻势，日本特务盛岛角芳、羽山喜郎等人指使内蒙地区巨匪王英收罗土匪武装，资助以大量金钱、武器。1937年四五月间，王英、张万庆等股匪纠集3000多人在热河集中，刘黑七纠集旧部1700多人在丰宁集中。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指示，将匪徒编为“大汉义军”共五个旅，进犯绥远。关东军司令植田甚至急不可待地亲自跑到察北，叫嚣要尽多地招募土匪充当伪军。

    在华南地区，日本帝国主义同样利用土匪制造事端，并企图分裂中国。

    1934年，日本浪人在福建勾结漳州地区土匪杜起云，密谋在福建沿海建立所谓“华南国”。驻闽的第四十九师张贞部奉命剿匪，擒杀杜起云，收编了匪众，使“华南国”yīn谋彻底失败。但日本帝国主义者又策动各地被收编的土匪叛变，以制造混乱。不久，被收编的匪首吴赐果然率所部千余人叛变，公开打出“华南军”的旗号，分散在闽南山区的华安、长泰、龙溪等县烧杀抢掠。

    另一名活动在漳州地区的著匪黄国泰，与台湾的日本特务相勾结，受日方cāo纵，横行于漳浦、海澄、漳州、厦门各沿海码头。1936年，黄国泰派匪徒康在德、甘剑武等人在厦门局口街的台湾洋行内设置联络机关，向来往于漳州、厦门之间的船只勒索“旗仔费”。这年冬季，福建军警配合，大举剿匪，迫使黄国泰股匪退往漳浦一隅，但对设于洋行内的土匪机关却未能搜获，因匪徒事先得到日方情报早已逃走。1937年3月初，甘剑武再次到厦门设点，终于被军警抓获；而康在德则躲在鼓浪屿的外国租界内，指挥匪徒在海澄、青屿、海门等地抢劫绑架海上渔船和陆上居民。他们指示苦主通过在厦门的台湾洋行或台籍居民牵线说票；而这些洋行或台民大多又是日本派驻中国大陆的特务机构和成员。

    抗日战争中，日军更是大量收编中国土匪，或编为伪军，或委以“忠义救国军”、“和平救国军”、“游击队”等名目，用来进攻抗日军队和抗日根据地，屠杀中国人民。例如，1939年秋，黄国泰和张逸舟等匪首就曾受日军指使，在福建组织“和平救国军”，策动当地被guó mín dǎng收编的土匪武装转而投日。山东巨匪刘黑七于抗战bào发后，从华北返回山东，也被日军收编，为害当地。

    即”保险费”、“纳金”之类。

    米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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