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高岳暂时还不知道的是，因猛击登闻鼓的事，他和韬奋棚实则已引起朝廷不少人的注意

    次日在吏部都堂内，刘晏便端坐着，似乎是兴至而发问，“文房现在何处啊？”

    几名整理文牍的吏员，即刻向尚书汇报，“现如今临近三铨，刘宣州正落脚于光宅坊的邸舍当中，希望能经吏尚援手，量移迁转，入朝廷台省为郎官。”

    刘晏点点头，摸了摸胡须叹口气说，“文房仕途多舛，先后三次惨遭贬谪，而被贬去睦州司马这次，是我未能尽力帮他，有愧于他。不知文房此次前来请求迁转，希望谋什么职务？”

    “听说苏端被贬后，他希望能接替苏端，担任比部郎中。”

    刘晏摇摇头，“郎中乃是清要美职，此外若不历员外郎拜者，无异于‘土山头果毅’，文房先前压根没当过员外郎，假如直接让他自司马迁转到郎中职务上来，不孚众望啊！”

    原来刘晏所说的理论，正和先前薛瑶英为高岳所画的八隽图是暗合的。唐朝的官员升迁，不是胡乱来的，一些朋友认为就是像打游戏升级那样，把品秩往上升就是了，但其实在唐人心目里，不但爵、勋、品、差遣使职这些要分开，光是品也有职事品和散官品之分，此外什么人走什么样的升迁路线也是有或默认或公开的规则的。

    比如在唐朝人的眼中，郎中这样的美职，理论上必须要从同样为美职的员外郎里提拔，而不是由州府司马里直接迁转的——就连白居易这样的人生赢家，他从江州司马任上回来，也要先当员外郎，而后再继续往上升到礼部主客郎中，这是个固定的程序——假如直接从州府司马当上郎中，那就好比长征士兵，一下被拔擢为边塞果毅都尉那般，在为官上这就叫做“不历清资，便拜高品”，是要遭受很大的非议嘲讽的。典型的例子便是景龙年间，彭州司马赵谦光直接入朝当了户部郎中，时为户部员外郎的贺遂涉大受打击，便写诗嘲讽赵谦光曰：

    员外由来美，郎中望亦优。宁知粉署里，翻作土山头。

    所以刘晏是不可能同意这位“刘宣州”直接从睦州司马回来当比部郎中的。

    于是一名吏员，大概是受过刘宣州之托，便请求，“刘宣州说退而求其次亦可，希望就任台院御史。”

    台院御史，即侍御史。

    刘晏再次摇摇头，“这样好了，明年先量移至随州刺史，再过上段时间，待有合适阙员，我会帮他回朝当上台省的郎官的。”

    这个结果倒也合情合理，于是那吏员急忙替刘宣州拜谢，但刘晏接下来哈哈笑起来，说“你替本吏尚给文房带个话，反正司马官是闲职，备员俸而已，回去不回去也无所谓，每月五万五千钱的俸料钱照常拿着，让他先在长安呆上段时间，等着出刺随州，顺便替我结识个人嘿嘿，文房啊文房，我都几乎忘记了，当年你在国子监，也是位棚头来着。”

    接下来这几天，国子监里也热闹极了：高岳的韬奋棚，因先前击登闻鼓的事而大发异彩，故而一下成为诸位生徒心目中的偶像团体，大有“我的boss我的英雄”之感，于是此棚一下子扩充到了六十人上下，其中更有十来名家境相对殷实的棚友。

    高岳当机立断，改革了棚约，他模仿税务制度，将棚友按照资产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的棚费更高，下等则减免部分棚费，这样实行共产平均主义，可以更好地让这个棚维持下去。

    迅速的，“高三鼓”的名声也流传到了长安各街坊上去了。越传越玄乎，说什么高三郎跃过宫墙，直入到西朝堂的登闻鼓上，打了第一鼓，京兆少尹来见，第二鼓当朝宰相来见，第三鼓圣人天子都驾车来见了，所以叫“高三鼓”。

    “别吹了，说不定明年我高三郎的人皮，就要被扒下来去蒙那登闻鼓了。”高岳在心中快乐也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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