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会借司马昭之令，让监军卫收捕邓艾送洛阳，自己又收编了邓艾的全部军马，最后威逼众将反叛魏国。众将联合谋杀钟会后，邓艾部下之人急去追救邓艾，卫觉得，邓艾一旦被救，必然要找自己报仇，准备派人赶上斩杀之，邓艾手下护军田续挺身而出，向卫说： “昔邓艾取江油之时，yù杀续，得众官告免，今日当报此恨!”(第一百十九回)征得允许后，遂领五百兵赶到绵竹，乘邓艾无准备时一刀斩之。在这里，各种势力互相倾轧，矛盾复杂，但多是由个人利害引起。司马昭把握的原则，一是利用钟会与邓艾的矛盾来“以dú攻dú”；二是大军进驻长安，以防钟会兵变，将这股祸水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三是掌握了大的局面后，具体细节任其自然。其实，司马昭对钟会的反叛及其结局事先也有一个基本的估计，他在钟会刚出兵伐蜀时就对邵悌分析说： “蜀既破，则蜀人心胆已裂，败军之将，不可以言勇；亡国之大夫，不可以图存。会即有异志，蜀人安能助之乎?至若魏人得胜思归，必不从会而反。”(第一百十六回)司马昭对因个人利益而发生的叛逆行为持坚决平定的态度，只不过想在灭蜀之前利用一下他们的力量罢了。对这类分裂和不协调的活动不坚决消除，会给本集团带来重大的危害。

    下篇:《为谁喝彩 三国用人之道》

    沟通与协调内部关系(2)

    有些内部冲突由历史原因引起。甘宁原在黄祖手下为将，曾为黄祖攻杀孙权大将凌cāo，后来他投了孙权，凌cāo的儿子凌统多次寻衅争斗。孙权在处理这类内部冲突时，一是立即制止；二是勉励双方不念前仇，以大局为重；三是将一方施予另一方的恩惠公开向其介绍，这样收到了极好的效果。解决这样的冲突，还需要如下两个条件： 一是周围将士的及时配合；二是争执人至少有一方要具有较高的思想境界，胸怀大局。

    有些思想分歧是由认识上的原因引起的。刘备兴兵伐吴时，孔明、赵云、秦宓等许多官员劝阻，大将黄忠没有提什么意见，大概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吧。但他在前线冲锋陷阵，立有大功后受伤病危，临终前对刘备说： “臣今年七十有五，寿亦足矣。望陛下善保龙体，以图中原。”(第八十三回)他在伐吴的战场上，劝刘备向中原争锋，看来心底里并不赞成伐吴。赵云率后应部队，在伐吴失败后全力营救刘备与诸将。我们看到，大家对伐吴一事虽曾有思想认识上的不同，但一作出决定并变成事实后，就保持了行动上的统一。这里没有相互的怨恨和拆台，是一种难得的群体精神和集团意识，需要领导人在长期的生活中精心培养才能形成。由于认识的原因发生思想分歧，这是正常的事情，但却是极易引起误会的地方。袁绍不赞成许攸的计策，却怀疑他与曹cāo勾结。袁谭退守南皮时，身边的辛评受命去和曹cāo谈判，并拒绝了曹cāo的挽留，回城向袁谭汇报谈判结果。因谈判结果出乎意料，谭即怒斥辛评道： “汝弟现事曹cāo，汝怀二心耶?”(第三十二回)辛评怨气填胸，昏倒于地，不久死去。袁绍父子的思想方法直接危害了自己的领导行为，造成了不良后果，这是非常值得吸取的教训。

    与领导人有隔阂的部将在前线打了败仗或出了其他问题，处理这类事情是极复杂的，需要领导人持冷静的头脑对待。刘封与孟达守上庸时，曾拒绝向困守麦城的关羽派增援部队，致使关羽被擒受害，刘备准备立即治罪，派人去捉拿，孔明认为，此事“直缓图之，急则生变”。(第七十九回)他建议升刘封去守绵竹，使其与孟达分守二处。孟达看清了刘备的用意，遂投降了魏国。刘备yù起兵擒拿，孔明建议说： “可就遣刘封进兵，令二虎相并，刘封或有功，或败绩，必归成都，就而除之，可绝两害。”(第七十九回)刘备从其言，让刘封从绵竹率兵擒孟达，后刘封兵败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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