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下，请随臣进来，慢慢从细观看。”郑仁诲满面笑容，恭敬地示意道。

    自从进封的诰命公诸世间，所有的臣僚部从便都改口管君贵叫“殿下”了。事实上，并非所有的皇子都有资格被称呼为“殿下”。历朝惯例，能够被称呼为“殿下”的只有三个人：皇太后、皇后、皇太子。也就是说，皇子之中，只有太子才能被称作“殿下”。大周的臣属们以“殿下”称呼君贵，意味着他们已经将君贵视为皇太子、视为官方认定的储君了。

    君贵并没有被正式册立为东宫，臣属们这么看，除了因为大周的皇嗣之位根本没有别的竞争者之外，更重要的，是因为“晋”这个国号的含义非同小可。

    在五代时期，“晋王”不是一个会被随便赐封的王位。

    理论上，国号中常以“秦”居首，在多数朝代“秦”的位次都比“晋”靠前，因为秦国是最终统一中国、建立大一统皇朝的战国七雄之尊者。而且，五代军阀普遍崇拜的唐太宗在继位前也是“秦王”。不过，具体到当时的政治、文化语境中，“晋”却有着比“秦”更特殊、更靠前的地位。

    这是因为，五代时获封“晋王”的几个人都是当时的大能者，远比同时代获封“秦王”者的名声、功业要强大得多，所以在当时朝野心目中，“晋王”就逐渐具有了神圣的强悍意味。比如，后唐的实际开创者、后来被追封为武皇的李克用就是“晋王”；他的军神儿子、后唐庄宗李存勖也是“晋王”；再后来，石敬瑭也是先被辽人封为“晋王”，再进封“大晋皇帝”的。

    另一方面，从皇位的实际传承情形也可以看出，获封“晋王”的，后来都成了皇帝（或者被追尊为皇帝）。所以，“晋王”同时又兼具了皇储的尊贵意味。

    强悍而尊贵，这就是皇子郭荣被加封的国号为“晋”的原因。

    早前齐王高行周薨逝，朝廷为他议赠，官家郭威把理论上居首的“秦”国给了他，而刻意留下了“晋”国之号。那时朝野上下就都心知肚明，官家要把“晋”这个国号留给谁了。

    以最重要的皇子出任开封尹，也是五代时期的一个传统。这就等于将帝都政务大权交到嗣君手中，算是皇帝对嗣君在继位之前的栽培锻造和实政演练。比如后梁太祖朱温登基之初，就以皇子朱友文为开封尹；后晋高祖石敬瑭，以皇义子石重贵出任开封尹；后汉高祖刘知远将此位授给了长子刘承训；即便在汉隐帝刘承祐时期，刘承祐虽年轻无子，却也将开封尹之职正授给了皇弟刘勋。只有在皇家子嗣实在不成熟、无人可担当开封尹大任的时候，这个职务才会由外臣如王瓒、桑维翰、侯益等担当－而且到了后来，外臣就不再能除授开封府尹的正职，而是挂以“权知”之名。

    所以，皇子荣此番返京后被任命为开封尹，符合五代时期的这个传统，没有任何悬念。

    至于功德使，这是一个荣衔。功德使本身是宗教方面的主官，总管僧尼、道士、女冠等的名籍和功役。其时佛道并行，信徒甚众，宗教具有令朝廷不可小觑的精神力量。以皇子兼任功德使，不仅是从朝廷正命的角度肯定宗教的存在意义，确保宗教的发展不与皇权发生冲突，也有以宗教为皇家求得福佑的意思。

    今日，郑仁诲引领着君贵在晋王府中转了一大圈，将房屋园林逐一看过，又回到客堂中，方笑道：“臣见识有限，即便竭尽全力，也只能将王府修整到这个模样了。倘若有哪里不周到、不合殿下的心意，还请殿下示下。趁着蔡国夫人和皇孙女尚未迎接到府，臣立时叫工匠们整治，完全来得及。”

    君贵笑道：“郑副使说哪里话来！这座府宅恢弘壮丽，远过所期，我只恐它过于奢侈，伤了朝廷俭素之德，岂有不周到之议？郑副使用心至殷，用力至勤，也真是辛苦了。”

    两个人又客气几句，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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