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场理性对疯癫的胜利，人们把疯子和真理一起禁锢到精神病院里。

    “现在生活压力大，很多人都有轻度抑郁。”父亲说。视频窗口上，他没在看我，而是盯着屏幕上的某处，可能在查阅抑郁症的资料，可能在随意浏览什么新闻趣事。他那么漫不经心，就像在谈论路旁的花开了，或楼下的流浪猫死掉了。

    我早就不想每天都和父母视频。并没有什么好汇报的，翻来覆去说出口的也都是些没滋没味的句子。可这整件事情就是有种惯性。想要它停下来总要付出代价。

    十二岁那年，母亲坐在地上抱住我的腿，把眼泪和鼻涕抹在我裤子上。她以为我想跳楼，其实我只是想从阳台翻到消防通道，继续玩离家出走的把戏。她用胳膊紧紧箍住我的腿。她很痛苦，我也是。但一个人如果仅凭痛苦就能得到原谅的话，这世上的仁慈未免也太多了。

    我无法行走，只能低着头去看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陷入这样的荒诞。我不知道电视剧里演的事情真的会发生，而且真的会有效果。我无法行走，只能听着她的哭声。一定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的生活被偷走了，而这个世界的上帝喜欢看情节庸俗的悲情剧，所以我们只能演下去。

    我低着头看她，让她放手。她不说话，反而把胳膊抱得更紧了些。我们保持不动，就那样僵持了很久，直到她把所有眼泪都擦干净，而我精疲力竭地回到自己房间。在这样的生活里，谁都会抑郁，生活本身就是抑郁。

    “我就是要去医院看看，觉得校医院不够权威。就是简单地检查了一下，居然就给我开药了……根本就不敢吃。”我看着父亲，尽可能平静地结束对话。

    外面安静，昨晚下了一场很大的雪。陈平安没有继续窝在床上写论文，而是坐到桌前看着什么书。阳台对面是男生宿舍，我们从来都整日整日拉着窗帘，房间里永远昏暗。她的台灯是一盏湿漉漉的光线，不由分说地洒在她身上，暖黄。

    从水房回去，宿舍里的灯已经开了。陈平安倒还坐在原处，像是根本没起身过。

    “你起来啦？”过阵子，她才终于开口，懒洋洋地朝我转过脸来。她是南方人，肤白而丰腴，慵散起来就像是西方古典油画里的女子。这是句毫无必要的话，唯一的价值就是破坏掉我们之前那种微妙默契。“今天好些了？”

    我点点头，重新回到床上。那些困倦仿佛是某种沉淀在脑仁深处的物质，但凡运动或思考，都会让它们弥漫开来。

    三

    校医院的精神病科只在周二和周五出诊。

    昨天人很多，医生说拿药的先进来，问诊的再等等。于是他们蜂拥而前，又蜂拥而去，很快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医生让我进入，关上门。

    “多久了？”她把嘴巴扯出微笑的形状，眉毛却皱着，语气里有着迟钝的关切，就像我不是生病，而是未婚生子。

    “三个月。”开学了三个月。假期里我们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乱想。从小学开始，年复一年，假期是重新洗牌，是终结。

    “你觉得这影响到你的生活了吗？”

    “我觉得这就是我的生活。”

    “经常会考虑生和死的问题吗？”

    ——是我主动走进了这间诊室，请求别人干预自己。所以我就不能让他们滚出去，把门关上。我只能坐在那里回答问题。不确定自己要回答多少问题。也可能需要治疗的是其他人。然而我选择了接受治疗，选择相信自己的不正常。

    “经常考虑，但仅仅是考虑。”我说，“我是哲学系的。”

    她看到我的表情，就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张测试单，说是可以做测试来参考。上面的每个选项都标记了各种分值，花花绿绿，更像是科普性质的心理健康自测手册，或者什么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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