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办油画班、国画班、版画班、小说创作班、诗歌创作班、曲艺班，这些知青后来大多当了音乐学院、戏剧学院的教授，或是进入了国家各类的演出团，还出了许多画家。

    另外，我们不但有自己的报纸、组织知青进行创作，而且还被外文局的工作人员翻译成外文，与人民画报等知名刊物一起上了飞往外国的航班，在那个时期就“走出去”了。

    然而，我的同代人十之七八可能除了课本没有摸过任何书籍——由于各种困难，他们终其一生都没有与书籍建立起这种亲密关系，非常遗憾！

    那时候，书可是宝贝！当年的人口是7亿5千万，假设当年的一本最畅销的书籍发行100万册，这意味着700个人里才有1个人可能买到这本书。

    但是，实际情况是，在普通中学里，一千四五百名学生中，喜欢读书的最多不会超过10个。

    这常常使我思考：如果当年爱读书的青年比例更高一些，中国社会的情况会不会不一样？

    3

    命运因“华山论剑”而改变

    复旦的老师从上海飞到佳木斯，在兵团战士报上看到了我的一篇小说，就从佳木斯到哈尔滨、再到黑河、再到我们团。

    那时，我正在木材加工场抬木头，团里通知我，有一位上海来的朋友要见你，要跟你聊一聊。我以为是搞外调的，可能和我父亲有什么关系。

    我没听说过复旦大学，也不认为它是好大学。而且，我对上海的印象也不是很好，所以也没有当回事。

    他跟我谈文学——你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吗？又问我怎么评价他的著作。

    两个人可以在那么高的层面上没有顾忌地谈论这个问题，有点华山论剑的感觉，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最后，他嘱咐我，以后不要说任何类似的话，在三四个月内你不要做什么错事。但是，他没告诉我三四个月之后发生什么事情。

    我回到连队时，有上海同学问，你见的是上海什么人？我说复旦大学来的。

    我复述了一下当时的情况，他们扼腕叹息，你错过了一次机会，那肯定是面试。

    几个月后，我们团就接到了通知书，而且通知书注明必须是我。

    在当时，如果团里认为这个人不适合，可以把这个名额给别人。

    但是，既然注明必须是我，就意味着不能转让——如果我不去，这个名额就没了。你想，这是多大的幸运！

    现在想，机会青睐有准备的人。

    复旦大学老师为中文系招生时，和我谈文学，若讲不出来，就将错过这个机会；当你的言谈内使他多少有些惊讶的时候，这个机会和你就发生了关系。而我正好读过一些书。

    4

    说到底，跟钱有关

    在互联网时代，我们看到很多暴力、色情等不良内容。

    这是网络文化产生以后，全世界所面临的共同性问题。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一点，外国人很快就从这个泡沫中摆脱出来了——他们过了一把瘾，明白电脑和手机只不过是工具，没营养的内容很浪费时间；而且，这些不良内容就像无形的绳子，套住你品位使劲往下拽，往往还是“下无止境”的。

    如果我们的亲人和朋友们也成了这种低俗文化娱乐的爱好者，你也会感到悲哀。

    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新文学时期”，那些情况基本没有。当时，我们这代作家30岁左右，铁凝和张炜等人二十六七岁。他们现在依然在写作，基本上还是秉持着那个时期的原则。

    后来，文学现象出现了一些变化，这跟版税有关。到了网络时代，归根到底，还是跟钱有关。

    当然，不能一概而论，我们不能说一个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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