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殿下的重托，有害国事，真正百死莫赎！

    要说韦忠确实可以算是一名忠臣，什么华夷之义他固然是不明白的——实话说此际民族主义思潮尚未泛起，当世士人，也没几个真能懂得——唯知受人之禄，必忠人之事，是做人的基本道德底线，不可逾越。想当初平阳郡守陈楚强迫他出仕为功曹，虽非情愿，陈楚遇险之时，韦子节仍肯舍命相救；况乎刘渊待其甚厚，他一寒门士子，仅仅数年间便晋升为胡汉重臣，则彼既以国士待我，我又岂可不以满腔忠悃还报之啊？

    实话说，刘渊其人实有英雄之姿，有天下之志，故而石勒拟之为汉高祖，雅不愿背其子孙——其后刘曜本非刘渊正支，靳准之乱后，又不立刘渊余孤，而自称皇帝，甚至于连国号都给改了，石勒因此而叛。韦忠论野心远不如石勒，又久在平阳，立朝参政，刘聪待其也不能说不厚——镇西大将军的名号，就是刘聪所封的——他又怎可能不竭尽忠悃，以报刘氏两代之恩呢？

    后世所谓“愚忠”便是如此，不思百姓罹难，不顾国家前途，仅仅因为个人所受小恩小惠，就肯竭诚以事昏君乃至暴君——这其实跟江湖义气没有太大区别。况乎华夷之辨、民族矛盾，那根本就不存在于韦子节知识体系之内啊。

    故而后人看韦忠之所为，前后矛盾，或许颇为可笑，他自己可是浑然不觉，自诩甚至于自矜立身甚正的，能力如何另说，仅论此一腔忠魂碧血，敢与历代纯臣并肩而无愧。时论却也如此，唐初所撰《晋书》，即便以晋为正朔，胡君都入《载记》，也仍然把韦忠列名于《忠义列传》——此传中尚有麴允呢，谋国无才、御敌无胆，仅仅一死以报君王，就算忠了，真哪儿说理去……

    再说韦忠见吕氏图穷匕现，欲图扣留自己，不禁又惊又恐。他自不能束手就擒——自家生死安危事小，倘若影响了前线战事，误国之罪却大——当即双眼一轮，“当”的一声，就把腰佩的长剑给拔出来了。

    韦子节之才，允文允武，但主要还是侧重于文事，他“镇西大将军”的名号是虚的，“平羌校尉”的职务才实，主要以恩义羁縻诸羌，设非必要，轮不到他亲履战阵——虽说原本历史上，他最后就是往平乱羌，战败而死的——再加上此来赴宴、游说，故而没带战刀。

    然而长剑虽已基本上退出了战争舞台，士人仍惯佩带，主要作用是展示身份，次要目的才是防身——这年月甚至于已有木质的“象剑”出现——韦忠为胡汉重臣，出入是不可能不佩剑的，而且以他的身份，宴会之前，吕氏也没资格请其解剑。故而长剑仍在腰间，既已立起，拔出不难。

    韦忠是瞧着自己在客位，吕鹄在主位，相距不过五步，则只要动作够快，促起不防，一个箭步便可蹿至那老贼面前，横剑其项。只要劫持了吕鹄，还怕自己不能生出吕氏坞堡吗？即便事不能成，血溅五步，也要与这可恶的老贼同归于尽！

    这是他唯一死中求活之计了，然而吕氏既肯宴请韦大将军，且于宴席之间，吕鹄就敢出言不逊，又岂能毫无准备？吕老头儿确实风烛残年了，大概韦忠只消伸根手指轻轻一捅，老头便会倒地气绝，故此吕氏对于保护老族长之事，是绝对不敢有丝毫托大和疏忽的。一左一右搀扶老头儿的两名美婢，其实都是健妇，说不上精熟武艺，能动拳脚，论气力和敏捷性，却非一般男佣可比。

    因此一见韦忠拔剑上前，两名美婢当即左右扶持吕鹄，朝后急退，随即与宴的吕氏子弟一拥而上，就把韦子节按翻在地——韦忠还是不能打，倘若换了甄随、陈安之流，估计空手就能把堂上吕氏老小全部杀光。

    关键是韦忠本不设防，带来的十多名部曲，都被吕家安排在堂下，接受小宴——以他们的身份，没资格登堂啊——自有各种方法可以随心收拾了。

    韦忠被按在地上，动弹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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