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之意，至少得以“不慎”、“决策失误”归咎之吧！劳堪则将大宁的丢失，归于朱棣等过分相信兀良哈的“诚款”所致，“永乐宣德之间，但知兀良哈之诚款，开平之艰远，东胜之丁口不立，甘心弃土，略不顾惜，非往事之恨乎？” 明朝灭亡后，顾炎武曾到北京一带考察山川利病，他同样认为大宁是由于靖难而放弃。

    不管怎样，朱棣无法逃脱丢弃大宁的责任。

    朱棣以塞王起家，对拥兵守塞的诸王的力量有深刻的认识，因而对之十分戒备。除燕王外，塞上之王以宁王朱权的势力最大。同燕王一样，宁王也有争夺皇位的野心。朱棣做了皇帝，宁王就成了最危险的人物。宁王要求徙封内地，正中朱棣下怀。但宁王请苏州、钱塘皆不获准，终于徙封南昌。《太宗实录》载：

    永乐元年二月己未，以大宁兵革之后，民物凋耗，改封宁王府于南昌。

    三月壬午，改北平行都指挥使司为大宁都指挥使司，隶后军都督府，设保定左、右、中、前、后五卫，隶大宁都司，调营所左屯卫于顺义，右屯卫于蓟州，中屯卫于平峪，前屯卫于香河，后屯卫于三河。设左、右、中、前、后五所，仍隶大宁都司。

    如果不是有意放弃大宁，在内徙宁王之后完全可以保留原大宁都司卫所以戍守之，大宁都司迁于北京城南之保定，其卫所亦散置于北京周围而于原大宁之地却完全不设防，显然是故意放弃大宁。与内徙宁王弃守大宁的同时，朱棣对兀良哈三卫则恩宠有加：

    永乐元年五月乙未，敕兀良哈三卫官军(按：三卫既已归附，且从战有功，故称官军)，人等曰：朕嗣位之初，已尝诏喻尔众，……但有来朝者，悉授以官，俾仍居本地，岁时贡献，经商贸易，一从所便。前阿哥歹、那海帖木儿、纳哈出来寇广宁，守臣擒送至京。朕矜其远人，且各有父母妻子之思，曲宥其死，就令尚都等送还并谕尔知之。

    不仅授官互市，而且为寇者亦曲宥之。固然，朱棣怀柔远人的政策是一贯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明知兀良哈之不可靠，却还要从大宁撤防呢？朱棣第三次北征，以兀良哈“党逆”，曾回师击之，为什么不因而恢复在大宁的防御设置呢？和田氏说：朱棣“出师未捷而崩于榆木川，重置大宁之志未得酬现”。我想，以朱棣“五出漠北，三犁虏庭”之威，以南征jiāo、远出外洋之盛，是完全有能力恢复大宁的，不必临死再为之嗟叹。他可以远出漠北，边防线大大向北推移，因此用不着在大宁再设防，大概可以说朱棣就根本没有“重置大宁之志”！

    进而放眼看去，无论是明人陈仁锡等，还是日本人和田清氏，都忽略了一个前提，即朱棣是以普天下之主自居的。他自认为四海一家，无分内外，兀良哈与任何异族异类一样都是他的臣民，对于那些殊方远夷朱棣尚可不分彼此，厚往薄来，对于有功靖难的兀良哈格外眷顾就十分自然了。朱棣自己并不认为是放弃了大宁，因而也便无须有“重置大宁之志”。问题在于，朱棣的这一四海一家的宏伟构想，在国力强盛、君主有为之时尚可维持一定局面，而一旦国力削弱，主暗臣庸，非只“天下一家”不可能实现，就连近在咫尺的边陲之地也难于控制了。历史事实已经证明朱棣好大喜功，大而无当反不及朱元璋的稳扎稳打来得可靠。

    在蒙古地区脱离中原政权的控制时期，大宁是明朝边防的战略要地。顾炎武说：“大宁居遵化之北一百里，沿山海以逮独石，一墙之外皆其地。独石、山海离京师皆七百里，与大宁正相等。国初建谷、宁、辽三王，与代朔若运雉，以屏藩东北，其为计深矣！”　其时，大宁与宣府、辽东并列为第一道防线，朱元璋又命徐达西自古北，东至山海修关隘一道，为第二道防线。因此，控制大宁，对于制驭兀良哈、女真，遏止鞑靼东进是十分重要的。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