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北京只有12%的人说“养子防老”，而三个村平

    均有69%的人说“养子防老”，丹东和徐水在这两个极端之间。

    当被问到“你是不是因为爱小孩而生孩子？”时，北京有55%的人说“是”，而三个村

    平均只有16%的人说“是”，丹东和徐水仍然在两端之间。

    通过对总样本的计量分析发现，收入越高同时又买了某种金融保险品种的城市人更容易

    说“生儿育女是出于感情”，而不是为防老等经济目的。

    第53节：金融市场的发展将最终打倒“孔家店”(6)

    这说明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发达城市，有了满足生活需要的收入同时又利用保险品种、

    投资基金等把夫fù未来的经济风险安排好之后，他们更多把“家”看成是感情jiāo流、满足精

    神需要的社会单元，原来由“家”胜任的经济功能逐渐由金融市场承担，“孝道”责任逐渐

    由“爱”取代，经济与金融发展正在改变这些社会的文化。相比之下，在农村，家庭关系仍

    然以经济jiāo易当先，“养子”继续是规避未来风险的主要手段，而“家”的情感功能就弱，

    那里更需要儒家lún理来维系隐xìng经济jiāo易，于是，那里更保留了儒家价值观。

    那么，中国未来的文化走向会是什么呢？是朝着像北京、上海等发达社区的文化发展，

    还是要恢复儒家传统、走回传统乡村的价值体系呢？社会文化的走向是个人难以设计的，而

    是由社会的需要所决定。

    中国文化的出路

    “五四”运动给中国带来了自由、民主、法治思想。回过头再看，当时的思想先驱至少

    在两方面存在盲点，其一是私有产权，其二是发展金融与保险市场，这二者是实现自由、民

    主、法治的经济基础。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自己的私有产权而是靠“领导批准”谋生，那么

    个人就没有声张自己权利的财产基础，自由、民主、法治当然无从谈起；如果没有市场提供

    的保险与金融品种让你去规避自己一辈子的生活风险，那么在你打倒“孔家店”、失去了“家”

    这个传统的互助保障体系之后，你会对未来充满着不安，这时你也不会有底气去争取个人的

    自由与民主权利。如果没有这两类经济基础，打倒“孔家店”之后，你又不得不重建“孔家

    店”。也正因为80几年前的思想先驱以及后来者都缺乏这种认知，所以，那之后的政权还去

    试过不同的制度安排，甚至走过与这两个基础要素完全相反的路，到最后当然就无法实现“五

    四”民主自由理想。

    这些认知盲点的确也跟中国学术历来轻“术”的传统有关，因为经济学、金融学都是太

    低级的“术”，所以，看不到这些也不奇怪。遗憾的是，时下的新儒家学者还是不能走出用

    文化来谈文化的圈圈，特别是以儒家文化来评价儒家文化，其结论当然不会是别的，用“四

    书五经”来看“四书五经”，只能是越看越美。如果脱离传统儒家社会的实践现实，不去研

    究特定文化背后的成因（特别是经济成因），不能看到儒家体系只是多种不同文化体系中的

    一种，那么得出“以中华文明整合世界”这样的认识就不奇怪了。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文化重视家庭，而西方文化则不然。——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实际上

    中国人和西方人都重视“家”，只是追求的“家”的境界不同。传统中国的“家”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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