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首辅大学士之后，颇想联络各方面人士，特别是东林—复社的头面人物，造成众望所归、和衷共济的局面。如果不是东林的各种小动作和阴谋诡计，李守汉、马士英两个人也不会下此狠手。

    相形之下，东林骨干的能力水平和道德水平之低下令人惊异。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出仕以来从来没有什么实际业绩，而是以讲学结社，放言高论，犯颜敢谏，“直声名震天下”，然后就自封为治世之良臣，似乎只要他们在位，即可立见太平。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甲申夏初，明朝南方官绅处于国难当头之时，东林—复社的主要人物关心的焦点不是如何共赴国难，而是在残存的半壁江山内争夺最高统治权力。排除福王继统的阴谋破产后，他们又出于防微杜渐的考虑惟恐阮大铖起用导致整个“逆案”掀翻。于是，抓住马士英推荐阮大铖一事大闹朝堂。

    你们既然先挑事，就不要怪我掀翻了桌子了！

    人们议论明末以来的党争时，往往受东林骨干人士的影响，偏颇特甚。黄宗羲起的作用最为恶劣。黄宗羲作为一代史学、哲学宗师，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大家之一，徒子徒孙众多，唯于此节上蔽于门户之见，不但执见偏颇，且手段也十分不光彩，以至其私德上都出现了可议之处，并且还影响了此后浙东史派的一大批学人。这是一件十分令人遗憾的事，也是其人之不足取之处。

    南明史的作者顾诚顾先生说“黄宗羲起的作用最为恶劣”，实为中肯之语。又如魏大中之子魏学濂在李自成破北京前后，联络崇祯十六年之同年庶吉士若干人降顺，且表现积极，先和周钟一起在劝进表中大骂崇祯并为此栩栩自得，次上“平两浙策”等，后因吴三桂于山海关大破李自成，魏学濂遂于李自成还北京又撤出北京、吴三桂及清军占领北京这一时段内自杀。但黄宗羲在他所撰之《弘光实录钞》中列举的降顺诸人名单里，却独不见魏学濂之名，其后在魏学濂墓志铭中，更将魏学濂降顺一事又直接指为是阮大铖为报复而进行的造谣污蔑。这种只论亲疏不论是非、颠倒黑白的治史态度，实在很令人不齿。（眼熟吧？和现代的公知大v一脉相承，只分彼此，不论对错。）

    一场朝堂上的嘴炮便悄无声息的以刘宗周偃旗息鼓而结束。

    “牧斋公！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入夜时分，在姜曰广的府中，钱谦益、赵之龙、姜曰广等人团团而坐，赵之龙面红耳赤的质问着向来以足智多谋而闻名的钱谦益问计。

    “如今阮贼大肆搜捕我东林学子，不数日间，留都、苏州、杭州等处已经因涉及顺案而被协助调查者数千人！便是你的家乡常熟县也是有数百人之多！再这样下去，江南士林势必要元气大伤！你难道就忍心看到正气衰竭，奸党横行于朝堂？”

    “也不光是顺案一件事。”钱谦益愁形于色。手里摆弄着一枚南中通宝，黄澄澄十分厚实的通宝在灯火下闪耀着可爱的青黄色光芒，“苏州已经被那条疯狗查白地搅扰的天翻地覆。”

    査继佐除了按照《万历优免则例》标准清理积欠钱粮外，更是祭出了一记法宝，那就是交叉检查积欠钱粮账目。把各地的户房书办集中起来，讲明利害，“你们在皇上那里都是判了死罪的人。但是皇上体念上天有好生之德，给你们一线生路，就看你们走不走了。”

    走的话，就是到邻县去检查积欠钱粮情况，清理账目后在当地催缴。表现得好，不但死罪可以免去，更可以从清理征收上来的钱粮当中提出一笔赏钱来。一边是身首异处，一边是升官发财。这些多年钱谷猾吏想都不用想便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要么交出以万历年间颁布的优免则例标准计算的应交钱粮，而且还要从崇祯二年开始计算，要么就等着被抄家。不过，査继佐也是有一颗宽仁之心，没有计算利息和滞纳金，否则，江南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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