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年税法，公司扣除的高管工资不得超过100万美元）。这些薪资极高的高管们试图通过不正当使用股票期权来避免缴付更高的税额，结果股票期权被大量使用。在后来被称做安然时代的时期，出于账目目的，许多公司高管选择股票期权作为收入，而不是大笔需要缴税的工资，因为以奖励为基础的支付是不受限制的。这整个事件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说明法律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超过税收边际税率的某一临界点，最富裕的人群会在法律上下大工夫，以避免额外的税收。

    关于克林顿的税收政策，还有一点是很少被提到的。1997年互联网泡沫初现的时候，克林顿悄悄签署了一项法律，将资本收益税率从28%降低到了20%，降幅高达30%。

    前美国国税局专员弗雷德戈德伯格认为在过去的40年间，美国的税收政策大体没有差别，因此任何对税收体系的突然改变会严重扰乱金融市场。如果这听起来难以置信，那就再想象你是刚来到地球的火星人，从未听说过几十年间与这一观点相反的党派言论。研究过事实你会发现，###党总统肯尼迪似乎是资本流动的支持者。通过他的努力，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从90%降到了70%，他还颁布了商业投资税收抵免法规（并发起了被称为肯尼迪回合的第一轮多边贸易谈判）。里根废除了投资税收抵免，但是进一步降低了个人所得税率。克林顿将最高个人所得税率提高了一些，但签署法案大幅降低了资本收益税率（同时宣布了一系列资本市场看好的新的自由贸易协定）。戈德伯格的观点是，难以否认，自20世纪60年代起，整体的税务政策趋势是偏向于企业资本流动的。此外，个人税收政策大体避免了破坏xìng的阶层斗争政治。

    的确，许多政治观察家认为克林顿政策是出于有讽刺意味的“三角”政治战略试图增强反对党的某些核心信仰，以提高他的政治优势。但是谁在意他是出于何种动机呢？对克林顿来说，这一策略是奏效的。他成为继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以来首位连任的###党总统。

    更加重要的是，如果克林顿的经济政策无法在华盛顿立足，取而代之的是对企业资本不利的政策，这将成为一个重大的金融市场事件。正如经济政策研究所的自由派经济学家杰夫福克斯在2006年共和###会选举大败后稍带夸张地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临界点，里根时代可能会最终结束，也包括比尔克林顿的8年。”这一潜在的政治转变成为如今世界是弯曲的主要原因。

    现在，美国政治社会正准备开始一场税收辩论。本书不打算写成一篇关于税收的论文。在某种程度上，任何社会都应该鼓励选民来设定税率，并且接受其后果，无论是好是坏。然而重要的是这场辩论能够反映两个事实：第一，任何破坏美国的创业革命的税收变化都只能代表愚昧的程度。如今，在全球经济中美国正遭遇残酷竞争，所以这一点尤为重要。第二，任何关于税收的讨论，如果不能反映美国财政上面临的挑战，也只能代表愚昧的程度。

    目前的辩论中，已经出现了一种误解，以为只要美国的“富人”多纳税，美国的财政噩梦就将结束。从数字上看，这是一种误解。正如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指出的，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上升1个百分点只能带来大约60亿美元的收入。在大规模的财政威胁笼罩在地平线上的情况下，这就像桶里的一滴水。这一威胁可是以万亿美元计算的。

    那么这一威胁有哪些重要xìng呢？《华盛顿邮报》的罗伯特塞缪尔森对此做出了很好概括：从2000年到2030年，65岁及以上的美国人口会随着婴儿潮时代出生的人逐渐退休而增长一倍以上。退休人口将会从350万增加到720万，相当于20%的总人口。面向老年人口需求的大项目支出社会保障、医疗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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