柱会说，只好讪讪的附和他。

    王五和刘大柱都是道禄村人。十三村地区平定之后，这一地区作为“政权下乡”的试点区，许多人都被吸收进了在当地试点的各种团体和培训班。其中一个就是村干培训班，专门培养基层农村干部和下乡工作队员。

    杜雯在选择未来的村干的时候偏好贫农，认为他们近似无产阶级，有斗争觉悟。刘大柱这个道禄村最穷的贫农就参加培训班。他的动机很简单――村干培训班有*的三顿饭吃。这是自家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的。

    刘大柱虽然穷却很机灵，也没什么家业好经营的，很快就在这能够让他吃饱饭的事业上倾注了大量的热情和时间。他成了一个好学生，拿到了丙种文凭，几乎时时刻刻都泡在村干班里，如饥似渴的阅读大量教育部编印的各种教育小册子，很快就成了一个“觉悟很高”的学员，很受杜雯的赏识。

    至于王五这个富农，但是有家有业不打算当什么“村干”。不过澳洲人的剿匪教会了他“枪杆子里保财产”的概念，十三村基干民兵连组建的时候他就报名参加了基干民兵。王五对保卫“新生活”非常热情。他自家劳动力多，就花了很多时间在民兵的组织和训练上，成了个民兵小队长。

    “夏季觉醒”需要大量的工作队干部，不仅把所有愿意充当工作队工作的元老抽调一空，还从芳草地和各公社抽调了许多土著干部和学员来充实队伍。王五和刘大柱就是这样的背景下调进了儋州工作队。

    刘易晓初步在儋州站稳脚跟，建立起联络员制度之后，就将手下的工作队员们分成若干小队，每个工作队由七八名土著干部和学员组成，再配以一个步兵排作为警卫力量。按照先近后远的原则逐步一个村一个村的向全境扩展，最终达到在儋州全境村落建立起村政权的目的。

    两人负责的工作队，来到的离儋州州城十多里外的一个村寨照浦村。

    这是一个不大的村寨，有三十多户人家。此地距离州城不远，但是地形颇为崎岖，徒步要走上半天时间，一路上都是荒山野岭，周边环境非常的荒芜。

    村里的人家就在山下耕种土地维生，也开辟了一些梯田，因为缺少水源，种田完全靠天吃饭。百姓们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当然，这在本时空的农村是一种常态，并无什么奇怪的地方。

    因为穷，本地连堪称富农级别的人也没有。真正是个穷得叮当响的村寨。它会被列入第一批政权下乡的目标，除了近之外首先就是穷。

    穷则思变，这样的村落对年轻人来说没有吸引力，穷困又使得少量的物质刺激就能使人满意，工作队就容易在当地人口中培养出第一批可用的人员。从儋州粮库里取出的大量粮食和布匹中的一部分就地转拨给刘易晓，用来作为现阶段开展活动的经费。

    照浦村工作队到了村里之后，按照《工作手册》的流程安排开始工作。分工是刘大柱负责搞“村政”，王五负责搞“民兵”。刘大柱的一个族侄女，叫刘槟的妇训班毕业生负责青少年和妇女工作。

    工作队在村里了解了下情况，又分发了些粮食物资，救济了最贫苦的百姓。召开了各家户主的座谈会。百姓们谈到本地的状况的时候主要是个“穷”字。

    村里只出产勉强够果腹的粮食，而且此地交通不便，食盐布匹铁器之类最基本的消费品从外界运来就变得价值不菲，搞得百姓们愈发穷苦。

    此地匪患倒不严重，大约是太穷困太偏僻的缘故，连土匪都很少来问津。王五很留意当地有没有人去当土匪？各种渠道问下来并没有这样的人。

    刘大柱带着卫兵去村子四周转了一圈，他对种地不陌生，但是这里土地少，山地多。和道禄村完全不一样。

    “还是要请天地会来才行。”他喃喃自语。他决定在报告里添上这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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