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意在马来西亚成立时采取镇压行动，因为那是不祥的，不是好的开始。

    当时我准备在合并前采取行动，但有两个重要的先决条件。我告诉莫德林，行动可以在英国仍然对安全负起责任时开始，因此必须由英国以内部安全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指挥。我的公开立场将是：这是最令人遗憾的事，但根据我个人对共产党人的认识，这是绝对有必要的。但我也坚持，在对马来西亚问题进行全民投票时，应该让共产党人仍然自由。我相信他们会号召抵制，但是选民不会听他们的话，这一来他们就会声誉扫地。另一方面，在全民投票举行前拘留他们，将会犯下致命的错误，因为这会使全民投票毫无价值可言，使人们可以指责说，抓他们是让我可以赢，以便把新加坡jiāo给东姑。接着肯定会发生抗议xìng的暴乱。

    莫德林问要拘留多少人，我说这得由政治部决定，我估计多半要扣留200到250人。其中100人大概会在一年内释放，其余半数遣返中国，但是东姑必须把其余25到35个死硬分子拘留一段时期。莫德林问，在新加坡采取保安行动，会不会吓坏婆罗洲地区的华人?我向他保证，华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东姑公开表明了他对共产党人的政策。

    这期间，以科博尔德勋爵为首的特别调查委员会正在调查北婆罗洲人民对马来西亚的态度。我强调，无论科博尔德报告对婆罗洲的公民权问题提出怎样的建议，绝不能让新加坡的条件比婆罗洲方面差。"马来西亚国民"如果同样适用于两地公民，就可以接受。但是东姑现在宣布婆罗洲公民会成为马来西亚公民，新加坡人民却不能。

    桑迪斯要了解东姑对马来西亚的一般看法。我说，看来是因时而异。在一切都顺利，他指望能获得大片土地的时候，跟他在考虑将遇到哪些问题，希望自己根本没着手做的时候，是大不相同的。

    在我印象中，莫德林不是桑迪斯那种类型的人物。他不那么勤劳，进取心也不那么强，却很能干。他问我跟东姑发生了哪些难题。我说："东姑认为我聪明却犯了错误，他不聪明却没犯错误。争论之后我赢了，他觉得难堪，但仍认为我结论错误，虽然不知道原因何在。"如果他能劝说东姑认识到，把所有华人一概看成潜在的共产党支持者是愚蠢的，效果会比由我来说好。东姑的简单信念是，"政治归马来人，商业归华人"。在他父亲那一代可能如此，到1962年却不符合现实。至于双方对公民权看法的分歧，当天早上我见过科博尔德勋爵，花了不止半个小时讨论他对婆罗洲的建议。我告诉莫德林，现在我比较高兴，因为他已经明白它们会怎样影响新加坡，会怎样给我增添困难。

    我的访问不纯粹是工作。薛尔克和夫人奥德丽邀请芝和我周末到他们在多塞特郡温伯思的家中作客。我们也拨出时间，驾车到剑桥探访比利撤切尔，到大学徽章酒店喝茶。撒切尔对我1949年离开剑桥以后的表现很高兴，问起我们的子女--我们写信告诉过他龙很聪明。他拿了一本卡罗尔的《艾丽丝漫游奇境记》让我们送给龙，说道："要让我在这里见到他，他得快点来。"看上去他身体不是那么虚弱，我见着他深觉高兴。一年后他去世了，我们夫fù很悲伤。

    周末到剑桥真是求之不得，它使我们能在排得密密麻麻的官方节目里喘一口气。官方节目包括会见麦克米lún一个小时，同时拨出时间向报界发表谈话。

    英国广播公司让我通过它的远东服务电台向新加坡发表广播。我叙述了不结盟国家(印度、埃及和南斯拉夫)领袖如何公开支持马来西亚。这样的消息对共产分子没帮助。他们曾经声称他们代表亚非的看法，这些领袖在接见我之后的反应，使他们的抨击徒劳无功，因为这些领袖承认我不是变节投靠殖民主义者的叛徒。

    报纸和电台报道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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