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以外，我们上课还得系领带穿外套。讲堂没有冷气，科学楼的一间西晒教室，成了名副其实的烤炉。汗流狭背坐在风口，准会伤风咳嗽。经常轮番处身于凉风习习的地点和湿热的房间，我觉得浑身不自在。总的说来，第一年我过得很窝囊。生活在不熟悉的环境里，吃倒胃口的学院饭食，跟19个同学住同一座宿舍，这些都使我有一种失落感。

    第二年从C座换到位置比较好的E座，房间凉快宜人。但是过去一年心里闹别扭，又经常伤风咳嗽，肯定影响了学业。记得一个学期末了，我连数学也排不上榜首。尽管如此，1941年3月学年结束时，我的成绩依然不错，理论数学排名第一。但是柯玉芝英文和经济高居榜首，第三科历史好像也是这样。统计是经济试卷的一部分，我的分数比她稍高。但我很不开心，知道争取女皇奖学金将面临激烈的竞争。

    接触大马来主义政治

    过后回顾当年的情形，才发现在莱佛士学院求学的阶段是我接触大马来主义政治的开始。新加坡殖民地政府平等对待本地各民族，本地马来人惯于接受和其他民族一样的待遇。1940年6月，我第一次遇到好些在不同制度下生长的马来人。在马来联邦③，尤其是在马来属邦④，马来原住民享有政治和经济特权，在社会上占有支配地位。在马来联邦，莱佛士学院奖学金供非马来人申请的总共只有五份，马来人却有更多份额可供选择申请；在马来属邦也一样。每年入学的100名学生当中，有20名马来学生是来自内地各州，奖学金由州政府提供。

    马来人团结意识很强。我后来发现，那是由于他们觉得受威胁，怕被充满活力、刻苦耐劳的外来民族--华族和印族压倒。有两个当年跟我同年的马来同学后来成了杰出的领袖，其中一个是马来西亚前首相敦拉扎克。敦拉扎克是我英语和经济课的同班同学，却跟我谈不来。他是彭亨州的贵族，跟其他马来学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都尊敬他。跟我相处得来的是平民，有两个是学院的板球代表。我童年时期在直落古楼小学和莱佛士书院jiāo上了马来朋友，马来语说得流利。但是我很快发现，他们对待非马来人，尤其是华人的态度跟新加坡马来人完全两样。第二年一个来自吉打州的马来学生跟我jiāo上朋友，他告诉我："对我们马来人来说，你们华人精力太充沛，也太聪明了。吉打州华人太多了，我们受不了这样的压力。"他所说的压力，是争饭碗、争生意，在学校和大学里争名次。马来人是土著，新来的移民比他们聪明得多，竞争能力强得多，决心也大得多，他们怕高等职位给这些移民抢走。也许由于华人和印度人表现比较好，信心比较足，他们没有像马来人那样的团结意识。他们不觉得受威胁，因此不讲团结。

    有一件事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学年，学生们对莱佛士学院学生会在旧海景大酒店举办常年晚宴的安排感到不满。非马来学生向学生会提出了投诉，学生会义务秘书翁姑阿兹毫不客气地作出尖锐傲慢的反应，使他们光火。于是少数学生开始采取行动，要求召开特别会员大会批评他，解除他的职务。但他是马来人--他后来成为马来亚大学第一个马来人校长。随着征集签名要求召开特别会员大会的运动进入高潮，马来学生团结在他周围。他们表明，如果解除他的职务的话，他们就集体退会。这是对非马来学生的挑战。同学们找我，要我第一个起来发言，表明大家对翁姑阿兹的不满。我没参加晚宴，跟翁姑阿兹没什么过不去。但既然没入愿意做这样的事，我决定接受他们的要求。大会在一个星期六下午召开，当天很多学生离开了学院，想来是不希望参与此事。留在宿舍的同学出席了，马来学生全体到会。会场上情况很紧张，种族主义气氛很浓。

    那是我第一回遇到一面倒亲马来族、反对外来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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