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权益得不到保障。其次是农村问题，农村面貌落后，经济不发达。最后才是农业问题，农民种田不赚钱，产业化程度低。我国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一些失去土地或务农工作的农民流转到城镇谋生，一部分更是成为‘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流动人口，甚至成为‘高危人群’。而另一部分已长期在城镇立足，有稳定的工作、社保、医保、住房甚至有自己的企业或股份，但却又在原来的农村中持有承包田地和宅基地，不合理地得到两块资源。因此‘三农问题’已成为城乡一体化的全国性问题，已成为我国国计民生、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大问题。随着科技水平的进步和改革开发的进一步实施，小农经济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大城市基础设施日新月异，但农民负担却日益加重，这种贫富超距的拉大是国家发展中的毒瘤。”

    高部长点头道：“你说得都对，上头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最近几年的大会也比较重视农村经济发展，要不然农业税就不会取消。”

    张鹏飞微笑道：“国家取消农业税，以及提出的一系列惠农措施是在政策上支持农业的发展，但是我认为这还不够。要想让我国的农业得到完美的转变，就要从发展模式、发展方向上转变，只有从根上转变思路，才会取得进步。我国有9亿人口在农村，三农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败的重大问题。农业发展直接影响国家经济的正常发展，占我国人口3/4的农村人口总体生活情况是国内总体生活情况的最主要体现。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因此不加快农业体制改革将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农业产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将危及我国整个经济。”

    无疑，张鹏飞的话比较尖税，听着他的所谈所讲，高部长微微皱眉，显然没有想到这位刘系的第三代领军人物，敢当着自己的面，如此直截了当地批评现阶段的农业问题。这不但需要系统的考察，更需要难得的胆量！

    高部长略微琢磨了一会儿，抬头赞许地望向张鹏飞。高部长与张鹏飞没有什么来往，两人间现在只是工作上的交流，是对国计民生的纯粹探讨。所以，张鹏飞能说出这些话，更显得十分可贵。要知道他的尖锐言论很有可能被政敌抓住把柄，而他偏偏没有考虑到派系的斗争，更没有担心高部长会落井下石，他的坦荡着实令高部长钦佩。

    见高部长没有接话，而是在低头沉思，张鹏飞又笑道：“我国上世纪的农业改革打破‘大锅钣’、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当时的农业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这种刚起步的改革，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以生存压力迫使当时农业进行‘倒退式’发展。如果当时城市国有、集体工业和商业改革仍停留在如同农村一样的个人或多人承包、租赁式的层面上，不继续深化，不进行根本性的体制改革，那么现在我国城市和工商企业等各种经济就会出现如同现在的农业、农村、农民一样的‘三农问题’。说句不该说的话，当时的农业改革是在替国有、集体工业、商业的发展承担风险，这是对农民不公平的待遇。”

    “小农经济的先天不足就是少量土地与多余农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有近3亿过剩劳动力进城打工，但城市并没有足够的就业岗位提供，形成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人员就业难、收入低、几乎无保障的局面。当我们意识到农业重要性时，又往往就农业抓农业，孤立地对待‘三农问题’，未能从农业体制的根本上进行改革，把它与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和消灭农村、消灭农民，把农业变为规模化农业产业整体来规划改革，把它与二、三产业有机结合起来发展。进入wto后我国农业产品又面临外国农业强国的竞争，单一的家庭生产单位无力进行市场竞争，我国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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