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就启用对这俩人都有恩的侯询为督师。要利用侯询对这俩人的关系加以笼络。又一位“诏狱军校”出身的督师出现了。

    侯询上任伊始，朝廷就让其领军以解开封之围。而侯询也上疏朝廷，对用兵方略提出了一个全盘计划。这全盘计划反正是洋洋洒洒一大篇，不详细叙述了。但奏疏的重点，也表明了侯询已经认识到：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处于劣势的大明朝已经不能主动地寻求农民军主力作战，只能扼险据守，等待时机。

    因此，侯询反对廷议以援救开封作为当务之急，主张责成陕西、保定、山东、凤阳、淮徐各督、抚固守本境，他自己不是按朝廷的意旨调吴世恭部、左良玉部北上解开封之围，而是前往汝宁坐镇于吴世恭军中相机行事。

    侯询还指出：当时河南已是赤地千里，粮食窘绝，农民军近百万之众集中在这里，过不了多久就会出现粮食危机。到那时他再督率吴世恭部、左良玉部由豫南、湖广北上，会同陕西总督孙传庭夹攻农民军于河南。

    不提此作战计划是否能顺利地实现，但起码证明了侯询的头脑很清醒，而且还很有战略眼光。所以说，一个人的私生活和私德与他的能力是毫无关系的。

    不过侯恂的建议一提出，立即被崇祯皇帝所否决。他不顾实际情况，坚持首先必须力解开封之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侯询也只能无奈地南下了。

    此外，崇祯皇帝还在竭力地“治理维新”。他接连召见群臣，对各方面的政务进行商讨，提出了新的要求。

    而对付内乱与外患需要大批精兵，就要整顿部队，操练士卒。在这个问题上，他首先想到了京营的禁军，在召集有关官员会议时提出：从京营中选拔出五万精兵，重新编营操练。

    主管京营的兵部侍郎吴甡说：京营本来就应该是精兵强将，由于承平日久才出现老弱病残充斥，不堪一击的现状，与其重新立营，不如就在京营中裁汰老弱，选练精壮。他还提出了任用得力将领、对士卒进行考核选拔等具体办法。崇祯皇帝听了很高兴，同意让吴甡照此办理。

    但这次训练京营的计划后来还是成了一纸空文，而且因为一件意外的天灾发生，京营的实力甚至不升反降。这也将在后文详细叙述。

    而对于让崇祯皇帝头疼了十几年的财政问题，由于天下民力已竭，开源已大体无望，他只能再从截流方面想办法。他针对各地簿籍上有兵额而调用时却没有兵的情况，要求户、兵两部对各处兵丁人数进行彻底清核，以后一律按实有人数支取粮饷，以节约开支。

    崇祯皇帝还要求各地将向来拖欠中央的应缴钱粮迅速结算交清，要户部拿出具体办法。但在朝政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崇祯皇帝的这两个措施同样没有被执行，财政状况依然在急剧恶化。

    此外，崇祯皇帝的“新政”还包括一些不太重要却也能显示少许新气象的方面。比如：他要求刑部及各地方官对于全国的在押囚犯进行一次大清理；此外，还作了一些礼制方面的改革等，均属无关痛痒。

    可面对着中原残破的危局，朝中大臣们却手足失措，毫无对策。复任首辅之职的周延儒把大批的东林志士引入朝中，崇祯皇帝本来对这些号称忠贞，把过去的执政者批得体无完肤的“忠臣义士们”抱着很大的希望。

    但重新得势的东林党人在应付国家大难的时候，却同他们的对立面没有什么两样。同样是不思进取，同样是消极推诿，同样是不知所措。开封形势吃紧，许多河南藉的官员敦促内阁快想办法调兵解围。周延儒却说：有什么办法呢？只好放弃开封了。

    大臣们对这种回答觉得简直是不可思议，开封又不是边疆城镇，放弃了也只是缩小一点疆土，放弃开封也就意味着放弃河南，放弃中原，允许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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