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这样长期酝酿，调集如此众多的军队和粮饷，又有着那样巨大胜利希望的一次决战，竟然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变成了全面的失败。

    到了此时，崇祯皇帝除了感到震惊以外，他也更加怀疑天命是否已经真的转移。极度的灰心使他几乎提不起精神来处理棘手的辽东军事问题。因此，在最需要采取紧急措施对惨败后的辽东局势进行调整的时候，崇祯君臣们却表现出令人不解的动作迟缓，麻木不仁。

    而此时的首辅周延儒又在干什么呢？他正忙着“拨乱反正”呢。

    周延儒上任伊始，起用了一些人，也罢了一些人的官职，作过些“好事”，基本上都是偏向东林党人的。这使张溥、张采等人有些得意，天真地认为周延儒以前仇恨东林党，现在知道错了，就可以引导他走上正路，真以为周延儒一夕之间就变成了正人君子。

    在刚二任首辅时，周延儒还是很讲信誉的，入阁后就一改前几任首辅的作法，努力劝说崇祯皇帝任用东林，推行新政。

    而崇祯皇帝对于几年不见的周延儒也很有些“一往情深”，第一次召见的时候，就握住他的手殷殷问候，赐宴的时候还亲自做主人参加。（杨嗣昌出征时也没有得到过这样的优遇。）回到宫里，崇祯皇帝仍然非常兴奋，对身边的内侍说：“还是他！”就好像迷路的商旅突然见到了一匹途的老马，下一步如何行动总算有了依靠。

    可这匹老马给崇祯皇帝开的药方其实并不算新鲜，无非是多少年来东林党人一直在呼吁、在努力争取的几项大政。

    周延儒首先提出，宽免民间多年积累下来的脱欠钱粮，并且免除战乱和大灾地区今明两年的现税；作为江南士绅的代表人物，他还请求暂缓大水成灾的江南和浙北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五府的秋粮，改为明年夏季补足。

    崇祯皇帝对这些建议都一一批准了。这些措施虽然不可能根本上解决民间饿殍遍野的惨痛，但毕竟是一种宽解人民灾难的“德政”，至于进一步增大的财政亏空如何填补，周延儒和他的东林后台们却暂时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而明朝的财政也正式崩溃了。

    另一项重要举措是限制厂、卫权力。周延儒提出，厂、卫四出侦辑造成人心惶惶，并且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请罢除厂、卫辑事制度，厂、卫只接受处理皇帝指定办理的钦办要案。

    这个作法得到了京城全体官绅和市民的热烈拥护，因为从此免除了总是压在心头的一重特务统治的阴影。但东厂和锦衣卫的上下人等却因此失去了大部分权力和可观的经济收入，对周延儒和他背后的政治势力恨之入骨。

    最关键的一项新政还在于人事方面。周延儒很讲信义，当政之后就根据复社开的单子，一面推荐东林骨干担任要职，一面解救正在待罪狱中的东林党人。

    随着一批批东林党人纷纷登上显要之职，朝廷中东林布满九列，几乎成了他们的一统天下。东林党人等也都兴奋得摩拳擦掌，想要趁此良机，大干出一番事业来。

    但所谓良机其实只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楼，天下事已大坏，朝廷政局已大坏，要力挽狂澜已经绝无可能。周延儒被推举上台的方式本身就标志着东林党人对自己政治原则的背叛和东林政治的。

    阉党的大股东们在周延儒上台后得到的实惠不多，只有一个阮大铖的密友马世英被从废籍起用为凤阳总督，阉党为此对东林党人以及周延儒本人都更加怀恨在心。

    作了大官的东林党人和气焰冲天的复社人士沿着通关节、走内线的路子走下去，一向标榜的廉洁清正之风也几乎荡然无存。

    最为怪异的是，剔除了厂、卫侦辑的劣政之后，反而给官僚们肆意营私大开了方便之门。在崇祯朝的最后一段日子里，朝政的，官员的贪黩贿赂、推诿责任、党同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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