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王蔺养成的革左五营了，不过因为他们势单力孤。也躲藏在深山老林中趋于消沉。

    真是形势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应该说，熊文灿招抚的数量是相当惊人，可他招抚的质量呢？不提张献忠。就来看看罗汝才吧！

    罗汝才在“受抚”期间拒绝接受朝廷的官职，不要粮饷，不遣散军队。既不听从朝廷的调遣，也不允许朝廷干预农民军的内部事务。而且在一定范围内没收了地主的田产，实行屯田积累粮草，招纳贫苦群众参加农民军，在人力和物力上为重新造反作了必要的准备。

    而对于朝廷，罗汝才只是在“受抚”时，同当地官府订立了“无相侵害之盟约”。原来如此啊！他们把严肃的招抚当成了订合同了。熊文灿的经济意识真的是太强烈了啊！

    但是不管怎么样，大明朝获得了暂时的安宁。应该说，整个朝廷是欢欣鼓舞、一团和气了吧！不！没有了外忧，朝廷的大臣们立刻挽起袖子又开始了内斗了。而这次内斗的导火索就是杨嗣昌提出的与满清的和谈。

    应该说，这时候整个朝廷也只有杨嗣昌寥寥几人知道剿匪未竟全功，所以他要把剿匪进行到底，要彻底消除大明朝体内的这个毒瘤。

    崇祯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在例行的经筵活动中，崇祯皇帝把六部大臣都召了来，想问一问怎样把孔孟的治平之道运用到实际政务中，要以理论结合实际。

    于是杨嗣昌借着这个机会，向皇帝进讲了《孟子?离娄》中的一章：“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想借着孟子这种反对诸侯战争的和平主义思想来引导崇祯皇帝同意对满清进行接触谈判。

    可崇祯皇帝已经知道杨嗣昌的想法，但他丝毫不感兴趣，很不耐烦拒绝道：“这是孟子针对列国兵争而说的。今天对一个属国（指清朝），虽然还不能大加讨伐以示天朝之威，又何至于像汉代那样使用‘和番’的下策呢？今后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虽然崇祯皇帝基本否决了对满清议和的动议，但这件事却还是引起了满城风雨。绝大多数朝臣对于杨嗣昌竟然提出“款和”清方，都感到极大的愤慨。

    根据夷夏大防的传统原则，堂堂天朝的中央帝国同外间的一切夷狄是根本没有平等可言的，一切夷狄只不过是天朝的藩属，只能规规矩矩地向天朝纳贡称臣，如有犯上作乱，则只有剪除讨平一个办法。

    而关外的满洲部落世世受天朝封赏，史册俱在，却突然不驯造反，而且强占辽东、数次入塞，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在明朝的臣民中更是引起了极大的敌忾情绪。一般人都以为，同清方谈判、构和，不论有什么理由，都是丧权辱国，甚至就是通敌叛变，是石敬瑭、秦桧一流的行径。

    在前文中已经知道，在明末敢与和满清进行谈判的，只有一个袁崇焕。而袁崇焕的两次谈判被朝廷视为大逆不道，最后一次还被当作“通敌”的重要罪状之一，直接导致了他的身败名裂。

    有这样的前车之鉴，又是在平庸的爱国主义热情充斥朝野的情况下，杨嗣昌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议“款”，正说明他有着不凡的战略眼光和对崇祯皇帝真诚的忠爱。

    在这里多说一句：直到现在，还有很多自诩为“明史专家”的人，撰文说袁崇焕通敌什么什么的，证据就是他与后金的谈判。事实上，这些“专家”的错误太显而易见了吧！当然，笔者不是想为袁崇焕洗地，笔者一直认为：袁崇焕的死是罪有应得，他的罪名就是他的无能。

    再把话说回来。当杨嗣昌提出“款和”后，朝臣中却很少有人能理解他的这种眼光和忠爱。而在以东林为首的反杨派看来，这正好又给他增加了一条罪状。

    东林党人认为，杨嗣昌共有三大罪状。一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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