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笑了起来，他脸上那种爱尔兰人特有的死板突然融化了：“贝尔福先生，您很聪明，但是您误解了我的意思。中国不是没有资源和金钱完成铁路工程，恰恰相反，这个伟大的国度蕴藏着无以伦比的人力和物力，你想象一下，四亿从阿尔弗雷德大王时代便被一种文化和传统联合起来的民族，一旦组织起来将会是多么可怕的力量？整个欧洲都会在新的‘黄祸’面前颤抖的。”

    “但毕竟现在他们还做不到，不是吗？”

    “是的！”乔治点了点头：“这个国家的内部差异极大，在您脚下的这座城市里，工商业已经非常繁荣，交通发达，不断有新的工厂在兴建，精力旺盛的银行家正在和我们开展激烈的竞争，而且这个庞大的城市还通过一条天然的大河与富饶庞大的内陆地区连接起来，那里有着不低于六千万以上的人口和无数的农业区、林区、矿山连接起来。但是与此同时，这个国家的绝大部分人民还是未开化的农民，他们除了极少数必需品之外，和外界并没有什么经济往来。除了农业税、少量的盐税、酒税外政府也无法获得其他财源，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这么庞大而又富饶的国家，政府所控制的财源却如此之少。”

    贝尔福点了点头，乔治的话其实并没有说完，但对受过极为良好教育的他来说已经足够了。一般来说，税收大体可以分为流通税、财产税，例如土地税、房屋税等对资产收税的便是财产税，而所得税、消费税、增值税、盐税、酒税等税种则是流通税。而在古代乃至近代，由于一般来说财产的所有者多半属于上层阶级，所以要通过乃至增加财产税都是极为困难的，上层阶级也往往会利用自己政治上的优势地位，获得免税的特权或者将自己的应缴纳的税款转嫁到弱势者的身上；而且不同资产的税率、对资产所有者的确定以及资产本身的估值都是极为困难的事情，征税成本也会很高，所以一般来说资产税不可能定的太高，否则处于社会中下层的普通民众会因为上层的转移税收和本身的经济能力不足而破产，从而导致整个国家的崩溃。所以在两个规模大小相差不大，经济水平差不多的国家，政府所能征收到的财产税也不会有太大的差距，否则征收过高财产税的国家就会因为社会的崩溃而灭亡。

    而流通税就不同了，由于大规模的人流和物流离不开作为经济中心的城市，而且绝大部分货物都有当时的市场价格，不存在估价困难的问题，只需要在城市或者码头等交通要道设立少量的税卡就可以了，所以流通税的征收成本远远低于财产税。更重要的是流通税和财产税不一样，是一种可以避免的税种，如果商户觉得这次买卖缴纳税收后他无法获利自然就不会进行这次买卖，自然也就不用缴税了，穷人一般来说除了极少数自己无法生产的必需品，也不用购买多少商品，自然也无需缴纳流通税。这样一来就不会出现逼得底层民众无法生存，最后使得社会崩溃、国家完蛋的结果，所以流通税的社会成本也比财产税要低得多，政府完全可以将税率调高到三成、五成，甚至更高，以获取大量的税款。

    但在大顺这样一个幅员广阔、经济和社会发展极为不平衡的国家，政府如果提高自身税款中流通税的份额，实际上就等于是提高了少数经济中心地区的负担，因为在西北、西南、东北、中部等区域，商品经济很不发达，自然政府所能获得流通税也就微乎其微；而在上海、天津、广州、金陵、汉京等经济发达区域，每天多有数量惊人的资金、商品流入流出，如果对其征税，那么经营这些行业的商人、工厂主们就要缴纳大量的税金。要知道，这些经济发达地区自然在科举中能够产生更多的士人，更不要说可以在经济上给予中枢官员更多的支持，如果要官员做出对他们不利的决定，毫无疑问，要做到这一点，在政治上是存在极大困难的。这也是为什么明明当时大顺的社会上有着巨额的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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